南北对垒，毛泽东离京南行。

姚文元文章发表后的第四天——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的专列驶离北京。他先到山东，又去安徽、江苏，于十一月十九日抵达上海。毛泽东一路视察，一路提醒人们警惕修正主义。

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林彪在会上诬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篡军反党”。于是，这位身材高大的有着“罗长子”之称的大将被罢官，杨成武出任代理总参谋长。

此后，毛泽东下榻于杭州。

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杭州召见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作了长谈。

毛泽东在长谈中，谈及了十二月八日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批判翦伯赞、吴晗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不过文中没有点翦、吴的名字），也说及了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的原话是：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的娘，我骂你们二十天的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

江青得知毛泽东说了这么一段肯定姚文元文章的话，欢欣鼓舞，嘱令整理毛泽东谈话记录。艾思奇和关锋花了一通宵，写出《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交给田家英后，田家英删去了毛泽东以上的那段话。这一谈话纪要于一九六六年一月九日经彭真批发印出。江青见少了她最感兴趣的那段话，追查责任者。田家英因此被安上“篡改毛主席谈话记录”的罪名，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上吊在中南海毛泽东书房中。他含冤离世之际，年仅四十四岁！

听说毛泽东称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打中要害”，王若水赶写了《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一文，化名“思彤”发表于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此文首次公开提及《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提到了庐山会议。

戚本禹听到毛泽东的赞语，难抑兴奋之情，加入了批《海瑞罢官》的行列，于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五日赶写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一文，跟姚文元形成南呼北应之势。这样，江青在北京也有了“笔杆子”。

与戚本禹几乎同时，关锋也赶写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一文。

两文送中共中央宣传部，被压下。

一月十七日，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召开北京三报三刊会议，即《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新建设》。他说，根据彭真指示，要把三报三刊的学术批判管起来，稿件和版面要审查，《红旗》先不要搞。不同意先集中搞《海瑞罢官》问题，尤其是批《海瑞罢官》的所谓“要害”问题，要着重讨论历史人物评价、历史剧、道德继承等问题。

这么一来，戚本禹、关锋两篇“攻要害”的文章，理所当然被压下了。

戚本禹几次打电话给许立群，询问他的“攻要害”文章何时可发表？许立群的答复很干脆：“‘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

戚本禹、关锋越过许立群，把两篇文章的清样直送彭真。彭真让秘书给他们打电话：“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直至两个多月后，彭真受到批判，戚本禹的“攻要害”的文章才于四月二日同时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

戚本禹所谓“攻要害”，就是把《海瑞罢官》跟彭德怀联系起来，证明“海瑞就是彭德怀”。

为了辩解，吴晗曾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排出一张时间表：

《海瑞罢官》一文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而庐山会议是两个月后才发生的事；

《海瑞罢官》是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〇年写的，发表于一九六一年初，姚文元文章中提及的“单干风”、“翻案风”是此后才发生的。

戚本禹的文章，那逻辑颇为奇妙：他引用列宁的话，“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敏感”，由此来证明吴晗的“时间表”恰恰表明了他的“敏感”。戚本禹认为，吴晗正是依照“自己特殊的阶级敏感性”，“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