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的中国报纸，充满着火药味儿：

一月，《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开始批判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柳宗元“被贬”被“索隐”为彭德怀“被贬”！《文艺报》开始批判康濯。

二月，《电影文学》批判“一部散发着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思想毒素”的电影剧本《亲人》。《文艺报》则批判陈翔鹤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文章的题目便是气势汹汹的质问语：《为谁写挽歌？》

三月，《人民日报》发表齐向群的《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编者按毫不含糊地说《李慧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五月，《光明日报》发表《夏衍同志改编的影片〈林家铺子〉必须批判》。

六月，《工人日报》发表《〈不夜城〉必须彻底批判》。

就在这样的“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中共中央在四月七日作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免去了齐燕铭、夏衍在文化部的领导职务。电影界开始批判所谓“夏陈路线”，亦即“夏衍、陈荒煤路线”。

就在这样的“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在十一月十日的上海《文汇报》上，冒出了长篇批判文章，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作者为姚文元。

这篇“宏文”，便是江青往来于京沪，“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而终于露面的。

虽然署名“姚文元”，实际上，作者应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江青是此文的“第一作者”，理所当然。最初看出《海瑞罢官》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便是她。

张春桥的嘴巴向来很紧。不过，据《海港》编剧李晓明回忆，张春桥有一回得意起来，曾对他说：“以姚文元名义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不少内容是我写的。”

这样一发“重磅炮弹”，选中上海《文汇报》“发射”，是因为上一次那篇《“有鬼无害”论》也是在这家报纸发表的。上海两大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当时的《解放日报》乃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属于“党报”，倘若发在《解放日报》上容易被看成是代表中共上海市委，而《文汇报》历来有“民间报纸”的“身份”，便于“展开讨论”——“钓鱼”也。

至于署名姚文元，是因为姚文元尚未显赫，不过是“青年文艺评论家”，便于持不同意见者跟他“讨论”。那时的张春桥，已升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署上他的名字，“官方文章”的色彩太浓了。

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夕，江青于十一月二日出现在北京首都剧场，审查北京京剧团的《红岩》。她的公开露面，不知内情者会以为此后一个多星期在上海发表的姚文元的文章，跟她毫不相干。（稍早一些日子，十月十三日，她在中南海曾与电影《南海长城》摄制组谈过对分镜头剧本的意见。）

姚文元的文章，是在上海发表的，而攻击的矛头是指向北京，指向中共北京市委。江青知道，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在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问过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彭真便一直担任此职）：“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吴晗，北京市副市长也。彭真显然护着吴晗，含糊其词地答曰：“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

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当天，彭真便得知这发生在上海的异常动向，当即嘱令秘书以最快的速度设法弄到一张十一月十日的《文汇报》——那时上海《文汇报》还没有在北京发行航空版。

江青关注着中共北京市委的反应。《文汇报》驻北京记者站陷入了最忙碌的时刻，记者在北京四处活动，收集对姚文无文章的“反馈”信息。这些信息刊载在内部刊物《文汇情况》上。周恩来发觉了《文汇情况》不正常的“情况”。张春桥赶紧改为另出《记者简报》，不编号，每期只印十二份，绕开了周恩来。江青从《记者简报》中掌握着各方动向。

从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六日，上海《解放日报》、浙江《浙江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江苏《新华日报》、福建《福建日报》、安徽《安徽日报》、江西《江西日报》先后转载了姚文元文章。这表明，华东六省一市步调一致，支持姚文元的文章。

北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北京日报》社社长，乃是范瑾，黄敬原先的妻子。黄敬自一九五二年八月起，出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一九五六年九月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一九五七年四月，又兼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