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的第二篇“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朝何方开火?
那目标,她早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便已确定。那天她看了吴晗写的新编历史京剧《海瑞罢官》,就说“该剧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错误,坚持禁演这出戏”。
江青仿佛有着不同于众的眼睛和鼻子,看出和嗅出《海瑞罢官》是“毒草”。
不过,光是江青嚷嚷“毒草”还不顶用。史学家黎澍曾对江青作过这么一番评语:
“江青那些年的地位,其实是个探测器。《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海瑞罢官》都是她先出面,说她认为应该批判,大家从来不认为她有多高明,所以听过也就罢了。然后回去报告——‘他们不听你的!’然而,就算她这个位置上换个人,老实本分,不会干这些事,也会换个形式出现的。”
江青这“探测器”,确实需要“回去报告”。
最初,毛泽东对于“探测器”的报告没有在意。因为学习“海瑞精神”,是毛泽东自己提出来的。
那是一九五九年四月,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会议期间,举行舞会。毛泽东和一位大学女教授跳舞。一边跳舞,一边聊天。女教授的答话,引起毛泽东的深思。毛泽东是这样叙述的:
“我同一位女同志跳舞,问她,上海的工作情况如何。她说,我是大学教授,不能讲。我说,你不问政治?她答:不是不问,而是不敢问。我问柯庆施怎么样?她说:更不敢讲。又问她:我怎么样?她说:你英明伟大。看来,这位大学教授对我们的信任,是很有限度的。”
这位女教授的话,使毛泽东想及:“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话!”
也真巧,会议期间,知道毛泽东爱看湘剧,于是请毛泽东看湘剧《生死牌》。《生死牌》中海瑞刚直不阿的形象,又使毛泽东感触颇多。
于是,毛泽东借来《明史》,看了《海瑞传》,大为感慨。
这样,四月四日上午,毛泽东在会上说起了海瑞,希望大家能像海瑞那样,当面向嘉靖皇帝提出尖锐的批评。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向明史专家吴晗透露了毛泽东的讲话内容,鼓励他多写宣传“海瑞精神”的文章。
这样一鼓励,吴晗也就积极响应。先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接着,又应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之约,写了京剧《海瑞罢官》剧本。
江青这“探测器”看了京剧《海瑞罢官》,却硬要说剧中的皇帝是影射毛泽东,海瑞则是彭德怀。如此“索隐”,也就一口咬定《海瑞罢官》“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是“大毒草”。
不过,在一九六二年七月,江青要做这样的“索隐”文章,还得不到毛泽东的支持。
时光的流逝,“阶级斗争”的弦越拧越紧,对江青越来越有利。
三个月后,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用“索隐”法把《刘志丹》打成“反党小说”,毛泽东则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这无疑使江青“批判”《海瑞罢官》的信心倍增。
江青先是选择了孟超的《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作为“大批判”的靶子。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在关于《人民日报》的谈话中,支持了对‘有鬼无害论’的批判。毛泽东说:
“一九六一年,《人民日报》宣传了‘有鬼无害论’,事后一直没有对这件事作过交代。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党都在抓阶级斗争,但是《人民日报》一直没有批判‘有鬼无害论’。在文化艺术方面,《人民日报》的工作做得不好。《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不抓理论工作。从《人民日报》开始办起,我就批评了这个缺点,但是一直没有改进,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这个工作。”
知道了“梁璧辉”的文章的背景,知道了毛泽东的批评,“繁星”(廖沫沙)不得不在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八日《北京日报》上发表《我的〈有鬼无害论〉是错误的》一文。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柯庆施的报告上作了批示,批评文艺界“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社会主义改造“至今收效甚微”。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又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作了批示,批评这些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便是毛泽东关于文艺界的著名的“两个批示”。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在《中宣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