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三月，江青在上海写给钱浩梁——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的扮演者（“文革”中江青为之改名“浩亮”，不要“钱”之意）的一封信，透露了她的行踪：

“你二月二十二日的来信，我收到的比较晚，大概是医生压了。

“我病了二十多天，目前已有好转，请放心……

“我知道你们已经到上海，我心脏不好，没什么，等我好些去看你们。”

钱浩梁是随京剧《红灯记》剧组从北京到深圳演出，在深圳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报告深圳演出情况。此后，他们来到上海。

四月二十七日，她在上海会见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六月上旬，江青也在上海。前文已提及，她六月七日在上海看京剧《海港》，六月十一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见剧组。

六月一日，江青在上海写信给云南省剧团《战火中的青春》剧组，信中有这么一段话：

“我一直违反医生的意见，断断续续地工作着，六月份还不能完全休息，七月、八月我一定得休息，否则，我将丧失工作能力，那对党、对人民都不利。我是由于全身植物神经不平衡，引起心脏不好。你不要替我着急，我会控制地使用的。所以你的戏九十月到北京最好。这样，我好给你改。”

六月二十四日，她在上海再度和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座谈。

就在这些日子里，在上海锦江饭店，江青秘密地策划着写作第二篇“有分量的批评文章”。

已经无法再找俞铭璜写了。俞铭璜在一九六三年底病危、去世。

江青曾试图在北京找当年向俞平伯挑战的“小人物”写，因为她那时支持过他们。可是，他竟没有应承下来。

江青再度求助于柯庆施。柯庆施一口答应下来，把任务交给张春桥。已经成为“京剧书记”的张春桥，为了树立“样板”戏，跟江青有着密切的交往，何况此人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大批判”正属于他的工作范畴。

张春桥对于京剧是外行，对于“大批判”却是行家里手。早在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上海《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便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尖锐地批判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此书由鲁迅作序），署名“狄克”，此“狄克”，便是张春桥的笔名。在一九五七年，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的许多批判“右派分子”的文章，化名“徐汇”、“吴松”、“常孰”、“子渔”“何泽”、“蒲西”、“龙山”等等，均出自张春桥手笔。

照理，这位宣传部长，完全可以独力承担江青交给的重任。不过，张春桥心眼颇多，不像俞铭璜那般直来直去。张春桥知道这次交办的任务来头不小，牵涉颇广颇深，他宁可退居幕后指挥，向江青另荐上海一位“青年文艺评论家”。

此人应召而来，名唤姚文元。据上海锦江饭店经理任百尊回忆，江青是在锦江俱乐部首次召见姚文元。任百尊看见，姚文元是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来的。

三十四岁的姚文元，一身蓝卡其中山装，一双草绿帆布胶鞋，一对金鱼眼睛。其父姚蓬子，也算是一位“名人”。一九四九年九月由上海春明书店出版、胡济涛主编的《新名词辞典》中，在“人物之部”中列有“姚蓬子”条目，全文如下：

〔姚蓬子〕浙江诸暨人，出版家。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之一。曾主编《文艺生活》，并与周起应（引者注：即周扬）创刊《文学月报》，抗战时在重庆创办作家书屋，为全国文协委员之一，与老舍合编《抗战文艺》。现作家书屋已迁移上海。著作有《剪影集》、《浮世画》等。

这条目中未曾写及的是，姚蓬子于一九二七年底加入中共，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被捕，不久叛变，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在《中央日报》发表《姚蓬子脱离共党宣言》。

上海解放后，作家书屋停业，姚蓬子闲赋在家，靠着利息打发日子。

姚文元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加入中共。此人擅长“批判”，人称“姚棍子”。一九五五年“批胡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姚文元两度大打出手，批胡风，打丁玲，驳流沙河，骂巴金，揍艾青……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关于文艺界的谈话中，曾＜u>批评当年的“小人物”，李希凡，说他“过去当小媳时兢兢业业，而当了婆婆后就板起了面孔了＜/u>。”就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表扬了姚文元：“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文汇报》一九五七年二月六日，题目是《教条与原则》）。我看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