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举行的日子里，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山东京剧《奇袭白虎团》剧组与众不同，应江青之邀，进入了中南海。

江青很关心来自她家乡的京剧剧组，观看了《奇袭白虎团》。用她跟剧组见面时的第一句话来说：“《奇》剧我第一天看了演出，喜出望外。这个戏准备请主席看，但要修改后才能请主席看。”江青把《奇袭白虎团》剧组接进中南海，就是为了商讨修改事宜。她的用意是很清楚的，她要把《奇袭白虎团》树为“样板”——一旦请毛泽东观看，毛泽东一鼓掌，这个戏马上就可以在全国打响。

在江青会见《奇袭白虎团》剧组时，她的一侧坐着一位神情严肃、不苟言笑的戴一副近视眼镜的上海代表。

怎么忽地把上海代表请来呢？待江青点明之后，《奇袭白虎团》剧组才明白：江青要此人“挂帅”，主持《奇》剧的修改工作。

山东的戏，怎么由上海人来“挂帅”修改？

这位四十七岁的上海代表一开口，哦，原来他并非上海人，却是道地的山东人——他乃山东巨野人氏，只是如今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成了上海代表。

张春桥此人，倒是一块宣传部长的“料子”。笔者一九六三年从北京来到上海工作之后，便多次听过张春桥做报告。他思路清楚，讲话干脆，从不罗嗦，一口气讲两三个小时，滴水不漏。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八岁的张春桥来到上海，在上海杂志公司当校对员。他给上海各报写文章，和《大晚报》副刊《火炬》主笔、山东同乡崔万秋颇熟。前已述及，据沈醉回忆，他在崔万秋家见到过蓝苹，“她有时还给我倒茶”，他也“在崔家见过穿蹩脚西装的狄克，就是张春桥”。不过，张春桥当年是否跟江青有过来往，不得而知。

就在江青进入延安后三四个月，张春桥也从上海来到延安。后来，他出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而该报社长兼总编则是邓拓。

一九四九年，当红旗在上海城头飘扬，穿着一身草绿军装的张春桥，成为华东新闻出版局的副局长。不久，他成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参与上海机要。一九五五年，当柯庆施调来上海，接替陈毅，张春桥成为柯庆施的政治秘书。这“政治秘书”，听来不过是秘书，却比报社总编辑更为接近权力核心。须知，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当年同时又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春桥担任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为柯庆施起草种种报告，发言稿，随柯庆施出席种种会议。一九五九年夏，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时，张春桥便随柯庆施出席了会议。后来，张春桥又兼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据上海锦江饭店经理任百尊回忆，江青来沪住进锦江饭店，第一次跟张春桥见面，那是张春桥作为柯庆施的政治秘书，随同柯庆施来的。见面的地点是锦江饭店俱乐部。此后，张春桥经常单独来到锦江饭店俱乐部，跟江青密谈。

最初，张春桥只是作为江青和柯庆施之间联系的桥梁，她尚未发现张春桥特殊的“才干”。正因为这样，江青在上海组织那“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判文章，找的是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俞铭璜，没有把任务交给这位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

江青要在上海抓“样板戏”——京剧《智取威虎山》，跟柯庆施的联系日趋频繁，跟张春桥也就三天两头见面。不过，此事苦了张春桥，简直是用其所短，避其所长！因为张春桥擅长写文章，“大批判”，舞“棍子”，而对京剧却一窍不通。用张春桥自己的话来说：“我原来从不看戏，只喜欢看书写文章，只进行逻辑思维。”

张春桥却深知，巴结“第一夫人”，乃是官场晋升的一条捷径。只有投其所好，才能使江青欢喜。他只得急就章，从不听京戏的他，不得不借来一大堆京戏唱片，躲在家中“速成”。

柯庆施毕竟是坐镇上海的大员，诸事冗忙，虽说他“亲自抓样板戏”，但只能倚重于张春桥，代他过问。于是，张春桥跟江青的联系，日益密切。江青看中这位山东同乡。正因为这样，请张春桥“挂帅”，主持京剧《奇袭白虎团》的修改工作。

江青接见《奇袭白虎团》剧组，说了一番意见：

“这个戏反映了朝鲜战场上的真实战斗故事，但艺术概括不算好，生活真实和艺术概括是不同的。艺术概括应比生活更高，要概括当时整个形势和时代精神，艺术创作政治第一。这个戏需要从政治上加强，朝鲜人民和我们的关系很好，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很强，要照顾到两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