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来到延安，从蓝苹变为江青，是她一生的转折点。

关于她是怎样由上海进入延安的，向来众说纷纭。

传说最多的，是她经重庆进入延安。

后来细查这一说法的根源，乃是依据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

这是一本严谨的史著。在第二卷的第六十页，写及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制《中华儿女》一片：

“同年九月（引者注：指一九三九年），‘中电’又完成了《中华儿女》，由洪伟烈摄影。这是沈西苓抗战时期编导的惟一的一部作品，也是他最后的一部影片……一九三八年夏，他加入‘中电’，担任编导委员，即着手拍摄《中华儿女》，前后花了近一年时间，于一九三九年秋完成公映。”

该书一九六三年二月第一版上，清清楚楚地印着，饰演《中华儿女》中刘二嫂一角的是蓝苹！

这就是说，蓝苹离开上海之后，曾到重庆参加过《中华儿女》一片的摄制。

于是，说她从上海经重庆赴延安，也就言之有据了。

不料，那是《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书小小的疏忽。在一九八〇年八月所印第二版上，那刘二嫂一角由“蓝苹饰”改成了“康健饰”。

康健，亦即章向璞，原上海明星电影公司的女演员。

随着这一笔误的更正，种种关于江青由重庆进入延安的传说也就失去了依据。

也有人说她经武汉去延安，那是根据当时上海其他文化人进入延安的路线而作出的判断，难以证明江青也是走这一路线。

笔者采访了关键性的当事人徐明清之后，也就廓清了这一历史迷雾……

江青前两次来上海，都跟徐明清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三回来上海时，开初找过徐明清，后来失去了联系，其中的原因是徐明清被捕了！

徐明清记得，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由于一个名叫莫仲乔的人的出卖，便衣警察来到浦东，在女工夜校里抓住了她。

徐明清落入了敌人的魔爪。她急中生智，说要小便，进入学生何淑君家里，悄悄告诉这个学生：“我被捕了，叛徒是×××，你赶紧转告王洞若！”这样，党组织很快就知道了这一重要信息。

徐明清在上海关押了三个月之后，被解往杭州。经党组织和陶行知先生多方营救，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保释出狱。在狱中关押了一年多。

出狱后，徐明清回到上海，找到了党组织的领导人丁华、王洞若。王洞若是她过去在南京晓庄师范时的同学，也曾在“晨更工学团”共事。王洞若是徐明清在一九三三年介绍入党的，这时成了党组织领导人。她在汇报了自己的情况之后，问起了江青。她这才知道，在她入狱那段时间里，江青不仅在上海演话剧，而且演电影，“蓝苹”成了上海滩的“名演员”。不过，“蓝苹”出名，多半并非因为她的演技，倒是因为她在电通影业公司，跟编剧、剧评家唐纳闹恋爱、然后又吵离婚，“唐蓝事件”闹得沸沸扬扬。那时，上海大报、小报正在刊登蓝苹和唐纳在杭州六和塔举行婚礼的消息，转眼间，又纷纷刊登蓝苹离沪北上，唐纳追到济南，在济南宾馆自杀却又被救，唐纳、蓝苹双双重返上海……

王洞若告诉徐明清，江青在生活上如此“浪漫”，大家对她都有看法，不过，她仍和王洞若保持一定的联系——虽然这时她的党组织关系并未恢复，也没有参加共青团的活动。她曾对王洞若说：“我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只好‘灰色’。”

徐明清回到上海，已经很难在上海开展工作，加上敌人已经抓过她，知道她的情况。

一九三六年七月，“东工委”向上海临时工委要求给西安增派干部，以加强东北军中地下党的工作。王洞若考虑到西北方面需要干部，便把徐明清派往西安工作。

买好火车票之后，徐明清听人说江青“瘦得像个吊死鬼”，便决定去看看她。

那时，唐纳刚和江青一起从济南回沪不久，“唐蓝事件”闹得满城风雨。

徐明清打听到江青住在法租界毕勋路（今汾阳路），找到了那里。那是一座楼房的底楼，一间半房子。不巧，江青不在家，倒是唐纳在那里。徐明清记得，唐纳梳着油光可鉴的小分头，看上去像“奶油小生”，讲一口软绵绵的苏州话。屋里只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收拾得干干净净。

徐明清跟唐纳是第一次见面，彼此不熟悉，话不多。她告诉唐纳：“我是蓝苹的朋友，叫徐一冰，明天要离开上海了。如果她有空，明天在火车站见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