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电影界，看上去那些俊男靓女在那里进进出出，其实风不平，浪不静。国共两党在暗中激烈地争斗着。

一九三三年三月，中共成立了“电影小组”，共五人，即夏衍、钱杏勃（亦即阿英）、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另外，阳翰笙是“文委”书记，田汉是“剧联”党团书记，虽然没有加入电影小组，但他们分别打进“艺华”、“联华”电影公司担任编剧，也活跃于电影界。

那时，蒋介石正指挥几十万大军，在江西围剿朱毛红军，岂容中共文化人渗入上海电影界？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上海《大美晚报》登出如下新闻：

“昨晨九时许，艺华公司在沪西康脑脱路（引者注：今康定路）金司徒庙附近新建的摄影场内，忽来行动突兀青年三人，向该公司门房伪称访客，一人正持笔签名之际，另一人大呼一声，预伏于外之暴徒七八人——一律身穿蓝布短衫裤——蜂拥夺门冲入，分投各办事室，肆行捣毁写字台，玻璃窗，以及椅凳各器具。然后又至室外，打毁自备汽车两辆，晒片机一具，并散发白纸印刷之小传单，上书‘民众起来一致剿灭共产党’，‘打倒出卖民众的共产党’，‘扑灭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等等字样。同时又散发一种油印宣言，最后署名为《中国电影界铲共同志会》。……该会且宣称昨晨之行动目的仅在予该公司一警告，如该公司及其他公司不改变方针，今后当准备更激烈手段应付。联华、明星、天一等公司，本会亦已有严密之调查矣云等。

“据各报载该宣言之内容称，艺华公司系共产党宣传机关，普罗文化同盟为造成电影界之赤化，以该公司为大本营，如出品《民族生存》等片，其内容为描写阶级斗争……”

紧接着，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大美晚报》又刊出《影界铲共会警告电影院拒演田汉等之影片》；对上海各电影院发出警告：

“祈对于田汉（陈瑜）、沈端先（即蔡叔声、丁谦之）、卜万苍、胡萍、金焰等所导演、所编制、所主演之各项鼓吹阶级斗争、贫富对立的反动电影，一律不予放映，否则必以暴力手段对付，如对艺华公司一样，决不宽假。”

这里提及的沈端先，亦即夏衍。

不久，上海国民党市党部又宣布，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命令，开列了二十八个“反动文人”名单，内中有鲁迅、郭沫若、陈望道、茅盾、田汉、沈端先、丁玲、柔石、胡也频、周起应（即周扬）、巴金、冯雪峰等，查禁一百四十九种著作。

面对如此严重的文化围剿，田汉、阳翰笙、夏衍等不得不退出艺华等电影公司。

接着，国民党警察抓捕了田汉、阳翰笙。

这时，中共电影小组的夏衍另打主意，看中了电影小组成员司徒慧敏的特殊的社会关系——他的堂兄司徒逸民开设了“电通电影器材制造公司”，这家公司成立于一九三三年，本来只是做电影器材生意，中共电影小组策动该公司在一九三四年春改组为“电通影业公司”，拍摄电影。

于是，左翼影界人士纷纷转往“电通影业公司”，在上海建立新的左翼电影阵地。程秀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这么评价电通影业公司的建立：

“‘电通’的成立，标志了这一时期左翼电影运动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电通”推出了它的第一部影片《桃李劫》，由袁牧之编剧，应云卫导演，吴蔚云摄影。影片上映后，获得观众好评，使“电通”站稳了脚跟。影片中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一时成了“流行”歌曲。

一九三五年初，电通影业公司迁入上海虹口荆州路四〇五号原岭南中学内，在那里盖起摄影棚，拍摄了第二部影片《风云儿女》。电影的故事原是田汉写的。由于田汉被捕，由夏衍改编成摄制台本，许幸之导演，吴印咸摄影。影片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传唱全国，以至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就在《风云儿女》即将完成之际，蓝苹进入电通影业公司。据说，介绍她进“电通”的，便是最初在上海码头迎接她的那位青年导演史东山。

当年的《电影新闻》图画周刊，记述了蓝苹初到电通影业公司的情景，写得倒还真实：

“有一天，施超正与几个同事，在网球场上玩球，忽然门房领了一个姑娘进来，看她秀发垂肩，身段苗条，穿着一件蓝布旗袍。当她问讯的时候，说得好一口北平话。她是来访编剧先生唐纳，因为唐纳不在，她就改访了王莹与袁牧之。可是偏偏不巧，他们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