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江青来说，她在青岛所受到的红色的影响，深刻地决定了她此后的人生道路。她曾这么自述：

一九三一年的初春，我来到青岛。寒冷的大雾和港湾里带着盐味的海风，多奇妙啊！我从前的一位姓赵的老师（引者注：即赵太侔），也是我的一个街坊（他曾任山东实验剧院的导演），现在是青岛大学一个学院的院长，同时也在文学系任教授。既然有这层关系，他就安排我到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

青岛是镶在黄海之滨的一座美丽的城市，碧绿的海水有节奏地拍打着米黄色的沙滩。一群红瓦别墅掩映在绿树丛中。这是一座充满诗意的城市。

青岛大学在当时刚刚创立不久，坐落在万年山麓。那里过去是德国的万年兵营。五六座楼房，便成了这所新建的大学的校舍。校门口，高悬着蔡元培题写的“青岛大学”四字。蔡元培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教育界颇有声望。他那时担任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也住在青岛大学内，所聘教师，不少来自北大、清华，如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

根据江青的回忆，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这么记述：

虽然赵先生的邀请使她的心情轻松些，但是要搬到青岛这个完全不熟悉的环境，仍使她感到不适意。为了鼓励她，赵先生应允在大学里建立一个她感兴趣的艺术系，而且答应支付她的青岛的旅费。她的那些实验艺术剧院的同学们都极力主张她接受邀请。最后她同意了。

“实际上赵先生属于国民党的改良派。他在文学和艺术方面的观点与胡适的那些观点很接近。我曾很欣赏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意识，”她带着一丝笑容进一步地说：“那时胡适的那个团体的成员为数不少，这些人当中包括梁实秋和闻一多等。他们试图把我拉到他们那边。闻一多是我青岛大学的一位老师。我旁听了他的许多门课。”

“我们最大的反面教员的例子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一九三一年九月一日‘沈阳事变’以后，我国东北三省（满州）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我们绝不能容忍这样的事实。我们不能成为一个外国的奴隶。就我自己而言，我非常强烈地反对日本人的侵略。到那时，全中国掀起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一个高潮。许多学生举行罢课，或者到政府权力机构请愿，而且得到了工人们的支持。这场运动吸引了广泛的各阶层人民。

“这种形势唤醒了我，于是我对赵老师说：‘我想参加请愿活动。’他把我顶了回来：‘那么你也想惹麻烦吗？’我被吓得哑然，几乎没有说出任何反驳的话。于是我调转身走开了。我完全清楚，他对我的行动感到极为不快。我独自走上了一座小山，在树林中徘徊，深深陷入思想混乱之中。按照他说话的含义也就是学生的爱国运动是‘制造麻烦’。最后，我终于认识到他的观点是错误的。因此我决定在青岛加入‘左翼戏剧家联盟’。

“在青岛大学，有大量学生抵制上课和考试。在这种情况下，我拒绝了我老师给予我的更多帮助。于是我加入了大学的教职员工队伍，成为一名图书馆职员，我的工作就是填写卡片。与此同时，我还继续旁听大学课程。每个月我可挣到三十元钱（约含九美元），并给我母亲寄去十元。由于青岛的生活费用非常高，所以我留下的二十元钱是不够我花销的。正如你们所知，我不能只养活我自己，我还必须掏腰包为抗日救国运动支付演出费用——没有人在经济上给予我们帮助。当我们把演出送到工厂或农村时，受到工人和农民的欢迎和帮助。但是他们也很缺钱，不可能给我们更多的经济援助。在那时，我并不可能知道解放全中国必须依靠穷人才能夺取胜利。”

梁实秋也曾忆及他的部属江青。一九八一年一月十三日台湾《中央日报》所载报导《梁实秋先生今庆八秩华诞》，有那么一段：

“席间欢然道故，谈到在大陆惨死的小说家老舍……由老舍又谈到正在北平受审的江青，江青曾是梁氏的部属，时在五十年前梁氏担任青岛大学图书馆长，当时叫李云鹤的江青，是图书馆中的办事员。根据青岛大学同仁名册上的记载，馆长月薪四百元，江青的薪水是三十元，有人说：‘难怪她后来要造反。’……”

据梁实秋夫人韩菁清女士从台北来沪时对笔者述及，梁实秋一边看公审江青的电视，一边说过：“当年，在青岛大学，她忽地向我借两角钱。我问她干什么用，她说买酒心巧克力吃。她借了钱，到现在还没有还我呢！”梁实秋说罢，大笑不已。

据江青自述，十七岁的她一边在图书馆当管理员，一边在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