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是凭借聂元梓的两张大字报，毕竟还无法“砸烂”常溪萍。

光是依仗拳打脚踢，也未有从常溪萍的口中挖出什么够上“敌我矛盾”的材料。

怎么办？

查历史！于是，外调人员走遍天南地北。

关于常溪萍历史的外调，可以称得上“上海之最”，几乎把常溪萍身上的每一个汗毛孔都用放大镜仔仔细细查过一遍……

原来，常溪萍并不姓常，而姓昌，叫昌德兰，山东莱阳西南乡王屋庄人。生于一九一七年十月。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位“三八”式干部。入党的时候，他才二十一岁。

解放前，常溪萍担任过中共山东黄县县委组织部长、胶东区党委秘书长、西海地委委员、西海专署专员。

解放后，常溪萍担任过华东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

他的历史清清楚楚。即使想在鸡蛋里挑骨头，也很难，因为鸡蛋里毕竟没有骨头！

按照当时最“时髦”的外调方法，首先查党籍，看看能不能打成“假党员”？

常溪萍的两个人党介绍人，都找到了，一个在江苏，一个在广西。

就在那样的年月，两个人党介绍人都明明白白地答复外调人员——

梁辑卿说：“常溪萍入党是我介绍的，常在入党方面没问题，当时还是进步青年。”

吴青光说：“我和常溪萍是同学，他入党是我介绍的。”

得了，“假党员”的帽子，无法戴到常溪萍头上去。

于是，又来个“时髦”的外调：查一查常溪萍是不是“叛徒”？

尽管常溪萍那时戴着“大叛徒”的帽子，但是谁都明白，那是聂元梓给他硬安的。就凭他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能算是“大叛徒”？

外调人员们查起常溪萍是否曾经被捕来了。

他们几乎找遍了能够找到的，曾与常溪萍共事的人。非常遗憾，谁也未曾听说常溪萍被捕过。

一份份外调材料上，都清楚地写着：“我没有发现常溪萍有被捕、被俘的事。”

可惜，“叛徒”的帽子又与常溪萍无缘！

事与愿违，许多外调材料上，反而记载着常溪萍的先进事迹：

“常溪萍对党忠诚老实，勤勤恳恳，埋头苦干，生活简单朴素，不特殊化，态度和蔼，能深入群众。”

“胶东区委曾表扬过常溪萍。”

“常溪萍被评为‘西海模范专员”，

须知，这些话，出自“四人帮”高压政策时期，面对前来抓“叛徒”的专案人员，常溪萍的战友们实事求是，的确难能可贵。

一次次外调，一次次“竹篮打水——一场空”，没能抓到常溪萍任何把柄。

就连常溪萍改名，也曾作为疑点，查了一番：那是因为他被派往敌后工作，他的原名昌德兰是敌人熟悉的，只得化名。“常”与“昌”音近，改为姓常。溪萍是临时随便取的。不料，后来一直沿用常溪萍这名字，就连子女也姓常。他的改名是党的地下工作的需要而改，并非外调人员曾大胆“想像”是敌特化名钻进革命阵营。

一个人的历史，毕竟是用他的双脚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不像演员脸上的油彩那样可以任意涂抹。

常溪萍打而不倒。

经历了数百次批斗会，经历了铺天盖地般的大字报围剿，经历了上百次的内查外调，常溪萍巍然不动。

就连“常溪萍专案组”，也渐渐对常溪萍失去了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