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元梓等十七人的大字报《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帮》，经“中央文革”转交，终于在上海市委教卫部和华东师大同时贴出来了，一时成了上海一大“新闻”。

常溪萍在华东师大担任党委书记达十年之久，由于他工作踏踏实实，在师生中享有颇高的威信。

刘佛年教授对他的印象是：

“我初见他的时候，发现他穿着很朴素。他仿佛对个人生活很不关心。身上一年四季总是几件旧衣服。共事十多年，几乎没有看见他添过什么新衣服。如果不知道他的身份，很容易把他当成一位农村的小学教师。”

华东师大党委干部姚祚训记得：

“我有将近五年的时间，住在他的宿舍的一个房间里，经常发现常校长只睡五六个小时的觉，运动期间只睡三四个小时，通宵达旦地工作是常有的事，他一心扑在党的工作上。”

夏鹤龄、孙殿林等同志回忆了常溪萍的“工作日程表”：

“常溪萍同志每天是这样工作的：清晨，他打扫自己包干的垃圾箱，然后来到共青操场，和同志们一起做广播操，每天上午，如果没有会议安排，他就到教室和同学一起听教师讲课，或者到系里参加教研室的活动；午饭的时候，我们又经常看到常校长在食堂了解情况；下午，一般是他学习、办公或开会的时间。到下午四点半，他总来到共青操场或文史楼旁的操场和师生们一起打球；晚饭以后，常校长又出现在学生宿舍、图书馆……”

膳食科冷海天记得：

“学校里淹了大水，常溪萍同志亲自撑船，把烧好的姜茶送给伙房的工人吃，使大家很感动。”

司机庞学友则记得：

“在汽油供应紧张的年月，常校长为了节约汽油，宁愿骑自行车去安亭看望同学，不坐小汽车。后来，他学骑摩托车，想不坐小汽车，结果摩托车摔在沟里，他断了腿骨……”

在“文革”大旗哗啦啦地飘的那些日子，尽管人妖颠倒，尽管常溪萍已调离了华东师大一年多，但是想一下子从师生们的心中抹黑常溪萍的形象，还不是那么容易。

在“文革”初期，华东师大关于常溪萍的大字报并不多。揭来批去，无非是些“大路货”：

《常溪萍是修正主义教育黑线的推销员》；

《常溪萍抓卫生、抓篮球为了什么》；

《常溪萍重用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常溪萍阶级斗争观点到哪里去了》；

《常溪萍推行智育第一》；

……

这些大字报不仅标题一般，而且内容也空空洞洞，无非开头引几句语录，中间举几个例子，结尾喊几声口号，如此而矣。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确如重磅炮弹，在华东师大炸开来了！

不过，虽然爆炸的冲击波过去之后，常溪萍的脸上只被落上一些灰尘，并没有抹黑。因为那张大字报，除了一连串“黑帮分子”、“政治投机家”之类大帽子之外，并没有多少足以动摇人心的货色。它的冲击波，充其量只不过是“中央文革”和作者“聂元梓”在当时所享有的特殊名声而矣。

一阵风过去了，华东师大又恢复了平静……

再轰！聂元梓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日，再向常溪萍发射一炮：还是十七人签名，写了第二张大字报，题目——《常溪萍在北大社教运动中是个叛徒，是前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镇压北大社教运动进行反攻倒算的急先锋》。

第一张大字报不过千把字。这一回，洋洋数千言，竭尽诬、骗、骂、假之能事，硬给常溪萍安上了个“大叛徒”的罪名。

在第二颗炮弹的冲击下，在华东师大对常溪萍引起了争论，分化为“反常”和“保常”两派。

“反常”唱着聂元梓的调调，咒骂起“大叛徒常溪萍”来了。但是，“反常”派毕竟只是少数派。

“保常”派占多数，高举“心向党”大旗，跟少数派论战。

平静的校园里起风波了：这边，“鬼见愁”战斗组的大字报在批判常溪萍的“叛徒行径”；那边，“天安门警卫连”战斗队贴出大字报《常溪萍是好人犯错误》；紧接着来了个“刺刀见红”战斗组“刺”向了“天安门警卫连”；“红色钢铁”战斗队上台了，跟“刺刀见红”来了个“刺刀见红”……

在众多的大字报中，中文系四（三）班“红旗”战斗队贴出了《一论常溪萍》、《再论常溪萍》、《三论常溪萍》这样的“系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