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蓬、蓬、蓬、蓬、蓬……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深夜，上海街头忽地冒出一支支骑着摩托车的奇兵。车上的人物，几乎都穿军装，但是没有领章、帽徽，肩上佩着红色袖章，上面印着毛泽东手迹“红卫兵”三个大字，还印着一行小字：“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这个样式的袖章的红卫兵，在《解放日报》事件中已为上海人所熟悉，一望而知是“红革会”。

在上海的红卫兵之中，全市性的组织有四个：“红上司”、“红三司”、“炮司”和“红革会”。其中，“红革会”的名声最大，力量最强。它的核心，是复旦大学的红卫兵。

那天夜里，兴国招待所的电话不断，令人吃惊的消息不断传入张春桥耳中：

“红革会袭击中共中央华东局！”

“红革会袭击中共上海市委！”

“红革会袭击上海市人民政府！”

……

像一阵狂风，“红革会”的年轻人们在一夜之间，夺走了上海党政机关的二十三颗大印！

大抵是受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夺印》的影响，这些“嘴上没毛”的年轻人以为“夺权就是夺印，夺印就是夺权”。眼看上海的大权就要落到张、姚手中，便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发动突然袭击，夺走二十三颗木头疙瘩。“红革会”的年轻人们已经发觉，那两位“小学生”不是来“学习”，而是来上海夺权，况且年轻人们灵敏的耳朵，已经风闻张春桥的历史有问题、老婆文静是叛徒、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红革会”毅然决定。先下手为强！

二十三颗大印在手。这些从未见识过大印的年轻人们，以为上海“夺权”宣告成功。于是，一月二十五日，上海大街小巷，贴满“红革会”的《夺权通告》。

“哼！”当《夺权通告》迅速被人送到兴国招待所，从张春桥的鼻孔里发出了响亮的一声。

他依然躲在幕后，只给徐景贤挂了电话。

徐景贤紧急约见“红革会”头头。

从徐景贤嘴里，讲出了张春桥的话。那声音，是傲慢的；那口气，是教训人的：

“夺权，没有春桥同志、文元同志点头，行吗？”

“春桥同志已经关照《文汇报》、《解放日报》，不登你们的《夺权通告》。他还关照全市各造反派组织，不要支持‘红革会’的夺权。

“你们还是早一点把那些大印交出来。要不，我们会对你们采取革命行动！……”

在那“革命”的年代，最厉害的要算是“革命行动”。“红革会”的头头们清楚地知道，徐景贤所说的“革命行动”意味着什么。

徐景贤的话，深深地激怒了“红革会”的年轻人。

一月二十六日，“红革会”举行常委扩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先干掉“徐老三”，再干掉“张老大”、“姚老二”！

蓬、蓬、蓬、蓬、蓬、蓬……

一月二十七日夜，上海街头又响起“红革会”的摩托车声。

红卫兵们驶过上海淮海中路，鱼贯而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徐景贤约好“红革会”的头头，在那里再一次举行谈判。

梳着光亮的小分头，徐景贤笑迎“红卫兵小将”，以为这一回他们会拱手交出二十三颗大印。万万想不到，几个身强力壮的“小将”，不由分说，连拖带拉，把徐景贤塞进了一辆吉普车。

于是，浩浩荡荡的车队，出现在子夜时分的上海街头：吉普车前有摩托车开路，后有摩托车压阵，左、右有摩托车护送……

“什么！徐景贤被抓到复旦大学去了？”从电话耳机中传出张春桥惊慌失措的声音。

“红革会”这一拳头，打到了张春桥的痛处：徐景贤知道张、姚的底细，万一在红卫兵的皮鞭、棒棍之下说了出来，那就不好收拾了……

“徐海涛吗？你马上出动部队，到复旦大学，把徐景贤给我抢回来！”张春桥一边打电话，一边狠狠地拍了一下台子，徐海涛在电话耳机里都听到了。

徐海涛，上海警备区的一个师政委，只因效忠于张春桥，成了心腹。后来，此人竟依仗张春桥之势，成为总政保卫部副部长。

冷僻的上海东北郊，在一月二十八日凌晨又响起一阵蓬蓬声。绿色的车流涌入复旦大学的校门。

这一回的车队井然有序，十八辆带船形坐舱的草绿色的摩托车上，都坐着三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摩托车队之后，是一辆越野指挥车。指挥车后面，跟着两辆军用大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