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他们写过什么“黑文章”。反正什么都要加一个“黑”字：黑线，黑帮，黑话，黑笔杆……

二十七日夜，丁香花园附近出现复旦大学红卫兵的身影。他们前来捉拿“丁学雷”，要把“黑秀才”们一锅端掉。

火烧眉毛，徐景贤终于在二十八日清晨，拨通了北京“中央文革”的长途电话，向张、姚求救。

“时候到了！”刚从上海返回北京的张春桥，与姚文元计议了争取“丁学雷”、“罗思鼎”的“起义”之策。

明暗两线，通向徐景贤：明里，姚文元从“中央文革”给徐景贤挂电话；暗里，张春桥挂电话到上海康平路家中，把意见告诉文静，再由文静转告徐景贤。

姚文元的一个电话，就救了朱永嘉。姚文元在长途电话中，嘱令徐景贤转告复旦大学红卫兵：“朱永嘉同志在批判《海瑞罢官》中，做了许多工作，是姚文元同志的助手。你们马上释放朱永嘉同志……”

果真，朱永嘉跳出了“牛棚”。

徐景贤深有所感。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当年“脚碰脚”的文友姚文元，如今一个电话就那么管用。“中央文革”，有着无形的、庞大的权力。在“《解放日报》事件”的猛烈冲击下，上海市委已变得岌岌可危了。徐景贤已经意识到张、姚取代陈、曹，一统上海，是大势所趋了。

姚文元一次次通过电话，催促着徐景贤亮出“起义”之旗……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晚上，姚文元打电话给徐景贤，催促秀才赶紧“上火线”。姚文元问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在打倒上海市委之后，写作班子能不能成为我们的工作班子？”

政治“灵敏度”非常高的徐景贤，马上意识到，这是封官许愿之言。一旦打倒上海市委，在陈丕显、曹荻秋下台之后，张春桥、姚文元理所当然会坐上上海的第一、第二把交椅。但是，他们的目标，是在中央立足，是坐在北京遥控上海。正因为这样，他们需要在上海挑选一个信得过的“老三”，建立一套“工作班子”。这样，写作班子的秀才们，一旦“起义”，就会一一封官……

第二天下午，徐景贤紧急召集写作班子的全体秀才，传达了姚文元在电话中透露的重要信息。秀才们都是聪明人，真的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人物。决定写作班子的这次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子夜，秀才们越谈越兴奋，文诌诌的话语里充满火药味：“我们不再做旧市委的‘奴隶”，！“我们要照‘中央文革’的指示办事”。“我们要杀回马枪”！“我们要来个‘里应外合’”！“我们要向外抛出陈、曹的‘核心材料’，从内部攻破堡垒！”……

会议的温度升到沸腾之际，市委写作班党支部副书记郭仁杰站了起来。他激动万分，说出了一段“名言”：

“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现在到了决定我们写作班命运的时候了，现在正需要一面从市委内部杀出来的旗帜——那就是我们！”

后来，“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这一“新潮”口号，在上海广为流传：成为街上的大字标语，成为游行时高呼的口号，成为大会主席台两侧的对联……

不过，秀才们喜欢钻牛角尖。有人反复推敲着，觉得“造反才知主席亲”一句语病甚为严重：

第一，“主席”指谁？须知，党的主席是毛泽东，而国家主席是刘少奇，怎么可以只写“主席”呢？

第二，即使写成“造反才知毛主席亲”，也不行。试问，你什么时候“造反”？还不就是在“文革”中才“造反”的。难道在此之前，你就一点尘不觉“毛主席亲”？！

这两点，不用“上纲”，就已经在“纲”上了。于是，赶紧加以修改，改成：“革命才知北京近，造反倍觉毛主席亲。”如此这般，才终于“无懈可击”……

市委写作班的动向，被《支部生活》（中共上海市委内部刊物，全市党员几乎人手一册）的造反派头头王承龙获知，遂与写作班建立“联合阵线”。这两支秀才队伍，在中共上海市委内，竖起一面造反大旗，名曰：“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

聂元梓来“串连”了。她与徐景贤初次见面，便非常投机，他们这次会面产生的成果，就是拟定了全上海造反派的行动“战略”口号：“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

秀才很注意修辞的不重复性。徐景贤和聂元梓分别用“炮打’、“火烧”、“揪出”、“打倒”、“砸烂”，体现了“政策”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