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提携”了于会泳之后，张春桥有了左右手：通过于会泳抓“革命样板戏”，通过姚文元完成另一桩“绝密”任务。

这桩“绝密”任务，在上海最初只有两个人知道，柯庆施和张春桥。

这桩“绝密”任务，就是江青交办的批判《海瑞罢官》——后来，“文革”便是从批判《海瑞罢官》拉开序幕的。

关于批判《海瑞罢官》的前前后后，笔者已在《姚文元传》一书中详加描述，揭开这一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的内幕。此处，不能不交代几句——因为批判《海瑞罢官》，不仅是姚文元一生中的“里程碑”，也是张春桥一生中的大事，而且还是江、张、姚三人结帮的契机。

江青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晚看了北京京剧团演出的《海瑞罢官》之后，就认定这是一株“大毒草”。一个多月以后，江青在和中宣部、文化部四个正副部长谈话时，提出了批判《海瑞罢官》。无奈，部长们充耳不闻，这使她极为生气。于是，她下决心，自己找“笔杆子”，自己组织批判文章，给中宣部、文化部一点颜色看看。她在组织批判《海瑞罢官》文章时，对中宣部、文化部实行保密。

最初，她在北京求助于她在一九五四年支持过的“小人物”——李希凡。她想，当年“小人物”敢批俞平伯、敢与周扬较量，如今当然敢于批吴晗。何况，她有“恩”于“小人物”，更会使“小人物”听命于她。

出乎意外，李希凡这一回犹豫了。

“唉，‘小人物’成了‘大人物’，就失去了朝气，失去了锐气！”江青碰了钉子，愤愤不平。

她是个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她一旦下了决心，那就非达到目的不可。她的过去的历史，已经非常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在柯庆施的支持下，《“有鬼无害”论》一文终于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从此，她寄希望于上海了。

一九六五年初，“女客人”和柯庆施、张春桥在上海聚首时，谈起了批判《海瑞罢官》。“女客人”把任务交给了柯庆施，柯庆施把任务交给了张春桥，张春桥找来了“笔杆子”姚文元。

姚文元回家之后，从底楼走上二楼，走进了《解放日报》的总编王维的家。

“王维同志，市委要我写个东西，要花些时间。报社的工作，我恐怕顾不上了。”姚文元向王维请假时，没有说明写什么东西。

“你去好了！”王维是个爽快的人。他知道，柯庆施常常给姚文元下达“批判”任务。

从那以后，姚文元很少上楼了。王维难得见这位邻居一面。他从不透露最近在写什么。

从那以后，原来文章不断见报的姚文元，忽然变得沉寂起来，难得在报刊上露面。

姚文元的“文友”、政治神经异常敏感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作出了判断：“姚文元一定在写大文章！”他特地去看望姚文元，旁敲侧击了好一阵子，姚文元连一点口风也不漏。徐景贤越加确信自己的判断了。

在柯庆施去世之后，以江青为帅、以张春桥为军师、以姚文元为“笔杆子”，实行“三结合”，秘密写作评《海瑞罢官》。上瞒中宣部、中央政治局，下瞒上海市委、华东局。直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署名“姚文元”的洋洋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于上海《文汇报》，世人方知有这么一篇“大批判”的“雄文”。

关于此文的写作经过，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说得最为详尽。她以洋洋得意的口气，透露了其中的秘密，总算为历史留下一段史料：

“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判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做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