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五年长张春桥三岁，是个“老宣传”，与张春桥旗鼓相当。

瘦削，文弱，看上去陈其五连走路的步子都很慢，但是一旦走上讲台，他就显示出宣传部长的本色：思路清楚，讲话富有逻辑……

其实，他不姓陈，名字也不叫其五。

一九三五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在北平爆发时，有个非常活跃的人物，名叫刘毓珩。这个二十一岁的青年，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在学生运动中成为学生领袖——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全国学联副主席。

一九三八年二月，刘毓珩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受刘少奇的派遣，前往国民党卫立煌部做地下工作。

“你的名字要改一下。”刘少奇提醒他，“国民党对你的名字太熟悉了。”

“改什么好呢？”他问。

“你母亲姓什么？”刘少奇问道。

“姓陈。”

“那就取一个封建一点的名字，不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刘少奇思索了一下道，“就叫‘陈其五’吧。‘五世其昌’嘛！”

这样，刘少奇给他改了名字。从此以后，“陈其五”叫开来了，以致他的真名刘毓珩几乎很少为人所知。就连他的子女，也都姓陈。

在解放前，陈其五历任新四军团政委、四师政治部宣传部长、华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第三野战军前委委员、政治部宣传部长兼新华社华东前线总分社社长、华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当杜聿明部队陷入重围，那篇以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名义发出的广播稿《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初稿便出自陈其五手笔。后来经毛泽东审阅，作了几处修改，发出。此文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文革”中，《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是“牛鬼蛇神”们“天天读”的“课本”，就连被打入“牛棚”的陈其五也要背诵此文，实可笑也！近来发现此文最初的手稿，下面有两种笔迹，毛泽东的笔迹人们一望而知，那是作了几处修改留下的，而通篇的笔迹是陈其五的。

一九四九年五月，当陈毅率第三野战军攻下大上海时，陈其五也参加了战斗。上海一解放，陈其五便担任上海市军管会军事接管委员会政治部宣传部长……

陈其五在上海宣传、教育、理论、文艺各界，有着颇高的声望。而他的政治见解又恰恰与张春桥迥然不同。很自然的，他成了张春桥的劲敌。

张、陈面和心不和已久。到了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至十六日的上海市第二次文代会期间，矛盾尖锐化了。

会议之前两个月——三月二日至二十六日，文化部、中国剧协在广州召开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即“广州会议”。三月二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即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三月六日，陈毅亦作长篇讲话，声言“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提出应“脱帽加冕”。

柯庆施对周恩来、陈毅的广州讲话持异议，不许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传达，而陈其五却上台传达了周恩来、陈毅的讲话。于是，代表们对上海文艺界的“左”的倾向，大加声讨。特别是巴金，毫不客气地把“姚棍子”批了一通。巴金尖锐地说：

“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去，但是棍子挨多了，脑筋会给害坏……

“棍子决不会自己消灭，我们也无法要求那些用棍子推销框框的人高抬贵手，检讨、沉默和懦弱都解决不了问题……”

巴金把“姚棍子”称为是“专门看风向、摸‘行情’的‘批评家’”，声言他“并不是作家的上级”！“我们国家并没有这样一种法律，指定批评家比作家高一等”！

巴金讲毕，全场爆发暴风雨般的掌声。这掌声，充分表达了作家们对于姚棍子的愤怒。陈其五走过去，紧紧握着巴金的手，激动地淌下热泪。

陈其五是个直性子的人。当场，他对巴金的讲话，大加赞赏，说道：“巴金的讲话，有充沛的革命感情，充满了一个作家的责任和良心，使我感动得流泪！”

打在姚文元身上，痛在张春桥心里。张春桥咬牙切齿道：“整人要有机会。陈其五，你等着吧，非给你一点颜色看看不可！”

机会终于来临。四个月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发出了著名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提醒人们，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柯庆施从北京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