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坐进了上海《解放日报》社四楼的总编辑办公童，桌上的烟灰缸里很快就积满了烟蒂。

每天上午，张春桥九点钟左右来到报社，在那里吃中午饭、晚饭，到了晚上八九点钟，他拎起公文包下楼。经过三楼时，他总要到三〇九房间夜班编辑室坐一会儿，然后回到香山路九号家中。

据当年《解放日报》副总编王维对笔者谈及张春桥印象，用了八个字：“一本正经，不苟言笑。”

张春桥在报社里，从来不参与“吹牛”、聊天。他的嘴巴甚紧，从不谈起过去，从不谈及自己的经历。他在《解放日报》工作几年，与他共事的人，居然不知道他三十年代曾在上海干过！

张春桥的面孔，总是那样板着，喜怒哀乐不形于色，叫人高深莫测。报社里，编辑们常常开玩笑，可是谁也不敢跟张春桥说一句笑话。每当见到他，总是恭恭敬敬叫一声“春桥同志”，他呢，微微一点头，算是打招呼了。

那时候，编辑部在三楼、四楼，而一楼、二楼是印刷厂。编辑们白天编稿，印刷厂夜里印报，倒是错开时间，相安无事。后来，《人民日报》在上海发行航空版，由《解放日报》印刷厂代印。这下子，白天轰隆隆印报，吵得编辑们心烦意乱。

好心的报社经理，去找上海市副市长宋日昌，反映编辑们的意见，希望市政府帮助解决一下问题。宋日昌很爽快，说道：“我看，可以让东湖招待所腾出一幢楼，给《解放日报》社办公，那里安静。你回去，请张春桥出面，向市政府反映情况，代表报社要求……”

编辑部会议。经理喜孜孜地把好消息告诉大家。当经理转达了宋日昌的意见之后，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张春桥。

沉默片刻，张春桥的牙缝里，才挤出这么一句话：“我不去！”

大家深感惊讶。张春桥慢慢地抽着烟，用极为严肃的口气说道：“吵一点，有什么关系。当国民党的飞机在天上飞的时候，毛主席照样在延安窑洞里看书呢。我看，你们不要太娇气……”

张春桥这么一说，谁也不再吱声。自然，东湖招待所的房子，也就告吹了。

张春桥十分“艰苦朴素”。他住在香山路九号《解放日报》宿舍，一幢小洋楼二楼，六十多平方米。他家的家具很简朴。书橱里，放着一整排马列著作，给人的印象仿佛他是一位地道的马列主义者。来了客人，他总是以粽子糖招待，以为那包着花花绿绿纸头的高级糖果不够“朴素”。冬天，他穿的棉袄已打了好几处补丁了……

他的楼下，住着王维。当他搬走之后，王维迁入张春桥的房子，而王维的房子里则迁入姚文元。曾经先后与张春桥、姚文元为邻的王维，对两人作了有趣的比较：

“张春桥下班之后，径直上楼，进屋关门。他从不串门，不到我屋里坐一坐。虽然我们当时是正、副总编，有事只在报社办公室里谈，回家之后互不来往。他是一个严肃的人。我们的家属，也只是见面点点头而已。

“姚文元的‘功夫’，看来不如张春桥。姚文元搬来以后，很随便。他的岳母——金英的母亲，跟他们一起住，操持家务。星期天，姚家烧了什么好吃的，就端上楼，分一碗给我，我也常常‘投桃报李，。空闲时，聊聊天。姚蓬子偶然也来，但不与我讲话。姚文元从不向我介绍那是他父亲——虽然他明知我会猜出是姚蓬子。

“不过，姚文元后来‘高升’之后，也变得够呛。记得，有一回，金英的母亲跟我闲聊，说及当年姚文元如何追求金英的一些趣事，并说一开始金英嫌姚文元‘书呆子’气太重，还有点不愿意跟他谈恋爱……我听了之后，当做笑话，跟别人说起，‘文革’中，变成了我的‘罪行’，罪名是‘恶毒攻击中央首长姚文元’！一九六七年秋，《解放日报》的造反派曾向张春桥请示，王维能不能‘解放’。第一回，张春桥不表态——这就意味着不同意。张向来如此。无奈造反派不知张的脾气，又去请示。这一回，张春桥终于说话了，他说：‘王维借姚文元丈母娘之口，恶毒攻击姚文元，这样的人怎么可以用呢？……’张春桥这么一说，造反派才明白过来……”

王维跟笔者谈及的张、姚印象，可以说既如实，又生动。惟有他先后与张、姚做邻居，才会有这样的比较。

虽说张春桥很注意“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但是他自己住的房子又好又大，每月房租要靠公家补贴。

张春桥再三声言，他厌恶“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不过，他给《解放日报》写的文章，总是登在最显要的地位，总是按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