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一九三五年五月踏进上海滩，张春桥混迹上海文坛两年多，发表了四十多篇长长短短、五花八门的文章。一九三七年九月三日《立报》刊出署名张春桥的短文《武装民众》之后，他的名字便从上海报刊上消失了。

张春桥哪里去了？

难道他“最最会化名”，化了什么新名字？

直到一九三八年五月的《抗战文艺》周刊第一卷第五期登出署名张春桥的《汉奸吉思恭》，标明“延安通讯”。消息传到上海，人们才恍然大悟：“狄克”钻到延安去了！

吉思恭，日本的间谍。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在延安陕北公学操场上，举行了公审汉奸吉思恭大会。“狄克”也在场，于是写了这篇“延安通讯”……

“狄克”是怎样钻进延安的呢？

在张春桥一九五〇年亲笔填写的《简历表》上，“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入党、候补及转正年月”一栏，这么写道：

“一九三六年四月在上海经吴志成、林福生介绍入党。一九三九年二月转正。”

“一九三八年八月在延安经顾辉、雄飞介绍重新入党。”

张春桥既然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入党，怎么到了一九三八年八月又要“重新入党”呢？

那位“吴志成”，真名宋振鼎，他对张春桥在上海的“入党”经过，说得最为清楚：

“我一九三二年九月被捕，一九三五年七月从苏州反省院自首出来后去上海。一九三六年四五月间，我（化名吴志成）与原社联林福生（苏州反省院出来的）、王德明等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曾经介绍张春桥参加预备党员。这个组织没有党的组织领导，是我们自己成立的。成立不久，上海党组织派吴仲超找我谈话，指出这个组织是非法的，叫立即解散。我们当即解散，并通知到所有参加的人，也通知了张春桥。此后，我再未介绍张春桥入党。”

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八日所写的证明也清楚表明：

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宋振鼎同一些叛变自首、住过反省院和不三不四的人成立了一个预备党员委员会，这是个非法组织。由我通知宋振鼎，宣布取消了这个组织。

解放前我不认识张春桥，文化大革命中，从外调的小将们口中才知道那个委员会内有张春桥。

吴仲超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八日

原来，张春桥在一九三六年四月所参加的是假共产党！可是，张春桥却把它写入自己的入党简历之中，又不得不自相矛盾地写上“重新入党”的年月……

张春桥离开上海，跟江青相差无几——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枪炮声震撼着上海城。

在日军统帅永野修身、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坐镇指挥下，日军第三、六、九、十一、一〇一、一〇五、一〇六、一一〇、一一四、一一六等师团和海军陆战队，共三十多万人，突然袭击上海。“八·一三淞沪战争”打响了。

张春桥曾写过一篇题为《中国为甚么胜利的？》的“报告文学”，发表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四日的《国闻周报》（战时特刊第十六期）。其中，记述了他自己在“八·一三”当天的踪迹：

“十三号的早上，我得到日本军队在八字桥向我军进攻的消息，就跑到南市，又折回来，转到公共租界，往北区走去。我想看一看战争发生以后的人们。不但去看，还要深深地发掘，往他们心眼里钻，我还跑到杨树浦的工人区，跟他们谈，跟两位年轻的工友跑到野外的一条可以通到北四川路的地方去，遥望天通庵火车站的烟火。重炮、机关枪的声音很清楚的随风飘过来。四周静静的，农夫们在晚霞里整理着南瓜和别的菜蔬。

“黄昏慢慢的后退了，夜占领了这地方。

“天通庵的炮火更烈了，声音一阵阵地传过来。火苗燃烧着跟黑烟卷在一起，叫啸着往上升。

“是下午四点钟开的火，我到了夜里十二点才离开一群工友跑回来。在虹桥，日本兵布满岗位。过来外白渡桥是密集的人群。

“最使我忘不了的是，在三点钟的时候，我经过老靶子路到闸北去的路完全断了。在靶子路北河南路口有巡捕站着，不准走近通过的铁门往宝山路去，而且，铁门是上锁了……”

就张春桥以上自述可以看出，二十岁的他，富有社会活动力。能跑，能钻，能记，能写，已非等闲之辈。虽说论学问，论标点古书，他不行，可是他的目光早已投注于政治，要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显一番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