迹即张春桥笔迹。

有趣的是，张春桥致鲁迅的信中，惟有信末所署“狄克”两字显得僵硬，别扭，不自然，不流畅。这也难怪，毕竟是化名，所以签名时就不能不露出马脚——通常所见的化名信，往往有这一特点。公安、司法人员在分析信件是否属化名信时，很注意签名是否流畅。

读者们提出的简体字问题，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加以答复。《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固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公布，但简化汉字并非直到那时才有的。

其实，简化汉字自古便有。为了书写的方便，古人已经开始简化汉字，尤其是草书。例如：禮写作“礼”，從写作“从”，東写作“东”，聾写作“声”等等，古已有之。

一九二三年的《国语月刊》曾出版《汉字改革号》，钱玄同先生便呼吁进行“汉字革命”，主张“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陈望道先生也在一九二三年六月十八日《民国日报》发表文章，主张那些“通行于平民社会的简体字”，“我们都可以在各种正式的文章上用起来，而且应该依此方法把原来没有简体字的添造出简体字来，使得写也便利些，学也便利些”。

一九三五年，陈望道先生在他主编的《太白》半月刊一卷十一期上，发表《推行手头字缘起》一文，主张把“手头宇”（书写体）变成印刷体，因为“手头上大家都这么写，可是书本上并不这么印。识一个字须得认两种以上的形体，何等不便”。《太白》杂志刊登了“手头字第一期字汇”。张春桥所用简体字，亦即当时书写时已经通行的“手头字”。巴金、胡风、郁达夫、老舍等二百位文化界著名人士共同发起“推行手头字”，《太白》率先用“手头字”排印，开中国简化汉字之先河。

由此可见，张春桥写给鲁迅的那封信的原件是真实的，不论从笔迹、从原件及信封加以查证，还是从当时流行的“手头字”加以考证，都是经得起推敲的。

至于解放后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所采用的大多数是已经流行的“手头字”，符合广大群众的书写习惯，所以很易推广，为大家所接受。

如今，即使在香港、台湾，人们书写时也常用简化的“手头字”，只有报刊上的印刷体才用繁体汉字。不过，不久前我接待台湾作家黄海先生，我发觉他送给我的名片上，那“臺北市”也印为“台北市”。

另外，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二卷一期《太白》上著名作家、画家丰子恺先生的《我与手头字》，此文与张春桥给鲁迅写信的时间相近。从丰子恺先生的手稿中，亦可看出，他也用了许多简化字，如“头、气、时、与、沪、么、压、应、声、虽、归、虫、丰、旧、医、边、丽、写”等。

由此可见，“狄克”写给鲁迅的信，确实出自张春桥之手。

“狄克”把自己打扮得多么可爱：他对《八月的乡村》的批判，只不过“是由于太热爱了些——以致有些话说得过火”！

未了留言，“信，请寄《大晚报，火炬，星期文坛》编辑部转我吧”，倒是和盘托出这个“狄克”跟崔万秋的亲密关系。

尽管“狄克”非常“希望先生能够给我一个信”，鲁迅知道此人的来历和背景，不予复信，却又着文挞伐之：四月二十八日鲁迅“得狄克信”，三十日便写《＜出关＞的“关”》一文，再一次批驳了“狄克”。

当时，鲁迅正在病中，“骤患气喘，我以为要死”，体重剧降至三十七公斤。半年之后，鲁迅沉疴不起而永辞人世。

“冷箭是上海‘作家’的特产，我有一大把拔在这里”，其中的两枝便是张春桥射来的。

五月四日，鲁迅在致王冶秋的信中，又一次提及了“狄克”：

“四月十一日的信，早收到了。年年想休息一下，而公事、私事、闲气之类，有增无减，不遑安息，不遑看书，弄得信也没工夫写。病总算是好了，但总是没气力，或者气力不够应付杂事；记性也坏起来。英雄们却不绝的来打击。近日这里在开作家协会，喊国防文学，我鉴于前车，没有加入，而英雄们却认此为破坏国家大计，甚至在集会上宣布我的罪状。我其实也真的可以什么也不做了，不做倒无罪。然而中国究竟也不是他们的，我也要住住，所以近来已作二文反击，他们是空壳，大约不久就要销声匿迹的：这一流人，先前已经出了不少……”

鲁迅所说的“作二文反击”，这“二文”便是《三月的租界》和《（出关）的“关”》。可见，鲁迅对于“不绝的来打击”的“狄克”“这一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