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着《大晚报》的《火炬》副刊，崔万秋是名副其实的编辑；发表着散文和小说，崔万秋是货真价实的作家。他的第三身份，在当时鲜为人知。

崔万秋的真实身份水落石出，是在南京解放之后，我公安人员从国民党保密局（原军统局）遗留的档案中，查出“情报人员登记卡”。在写着“崔万秋”的大名的卡片上，清楚地标明：“上海站情报员”！这便是他的军统特务的铁证。

对此，曾任国民党军统局本部处长的沈醉，如今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沈醉对崔万秋的真面目，曾于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作如下说明：

“我于一九三二年冬参加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后便在特务处上海特区当交通联络员，崔万秋当时已参加了特务处，是特务处上海特区领导的直属通讯员，每月薪金八十元。上海特区有十多名直属通讯员，由区长直接领导，由交通联络员联系。我每月送薪金给他，并取回几次情报。他的情报相当多，还经常给他送去比他薪金多得多的‘奖金’和‘特别费’。我曾问过他，这么多钱用得完吗？他说还不够呢，常常得把他自己的薪金贴一些进去，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情报？我担任上海特区交通员两年左右的时间中，都由我约崔万秋与先后担任特务处书记长的唐纵、梁干乔和特务处情报科科长张炎元见面。一九三三年冬天，特务头子戴笠还叫我约崔在上海四马路杏花楼菜馆吃饭，事后，他对那次和戴笠见面，感到非常高兴。

“崔万秋当时是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的主编，《火炬》上连载了一篇描述抗日活动的长篇小说《三根红线》。我曾问他，为什么刊载这种小说？他笑着说，不刊载这些，怎么能表现我倾向‘进步’呢？崔万秋告诉我，他对副刊文章的选择很认真，他约了不少的所谓志同道合的人给他写稿和办专栏，对一般不相识的人来稿，如无特别能引起读者兴趣的东西，是不采用的。”

凭借着“复兴社”之桥，“华蒂社中坚”张春桥一到上海，便投入了崔万秋的怀抱。

崔万秋是从张若谷手中接任《大晚报》的《火炬》副刊的。张若谷的前车之鉴，使崔万秋倍加小心。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七日，《大晚报》的《火炬》副刊曾发表署名柳丝的《新儒林外史》，曾为杨村人大鸣不平，斥责鲁迅对杨村人的批判是手执大刀“是非不明”的“乱砍乱杀”。“柳丝”何人？杨村人的化名！鲁迅写了《答杨村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锋芒直刺杨村人，顺便也给张若谷带了一笔。因为杨村人在《文化列车》杂志一九三三年第三期上，发表了给鲁迅的公开信：“今年我脱离共产党以后，在左右夹攻的当儿，《艺术新闻》与《出版消息》都登载着先生要‘嘘’我的消息，说是书名定为：《北平五讲与上海三嘘》，将对我‘用嘘的方式加以袭击’，而且将我与梁实秋、张若谷同列……”

鲁迅针锋相对地答曰：“先生似乎羞与梁实秋、张若谷两位先生为伍，我看是排起来倒也并不怎么样辱没了先生，只是张若谷先生比较的差一点，浅陋得很，连做一‘嘘’的材料也不够，我大概要另换一位的。”

可怜，自诩为“小说作家”、《火炬》主笔的张若谷，竟然连挨鲁迅之“嘘”，还不够资格！

崔万秋自知比张若谷还不如。他对于鲁迅笔锋的分量，是掂量得出的。他不敢重蹈张若谷的覆辙。

然而，鲁迅雄踞上海文坛，高举“左联”大旗，却又是崔万秋的眼中钉。

崔万秋想找个打手。哦，张春桥来了，正是求之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