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作家魏金枝是上海图书馆的常客；跟葛正慧相熟。

葛正慧知道魏金枝当年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与鲁迅、柔石有所交往，熟悉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坛，便把自己的发现，悄悄告诉了他。

魏金枝的脸上，没有露出半点惊讶的神色，却问道：“你怎么会知道狄克是张春桥？”

“我是从一本书上查到的。”葛正慧说出了他的依据。

不料，魏金枝抚掌笑道：“狄克是张春桥，这个秘密我早就知道了。其实，张春桥还用过另一个笔名，批评过《八月的乡村》，跟鲁迅唱对台戏，你查出来了吗？”

“没有。他还用过什么笔名？”

“水晶！”

如此说来，魏金枝深知张春桥的底细。葛正慧赶紧跟他细细攀谈，方知其中的来龙去脉……

说实在的，张春桥也罢，狄克也罢，水晶也罢，在三十年代不过是无名鼠辈而已。

上海的“四马路”（今福州路），是书店、出版社汇集之地，人称“文化街”。一九二四年，二十一岁的姚蓬子从浙江诸暨来到四马路，成为老板张静庐的光华书局里的一名编辑，从此走上上海文坛。十一年后——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八岁的张春桥从山东济南来到上海四马路三二五号“上海杂志股份有限公司”，充当一名校对员。真巧，这家公司的老板，竟然也是张静庐！

张静庐是一位颇有眼力和魄力的出版商。一九二四年，他第一回办出版社，创立光华书局，招来了姚蓬子。出版界也是个风大浪高的所在。他时沉时浮，在荆棘丛中前进，几度濒临破产的边缘。到了一九三五年，书的销路不畅，他办起了上海杂志公司，既发行上海各种杂志，自己也印些刊物和书。他租下了四马路上的“红屋”——三二五号原世界书局发行所旧址，挂起上海杂志公司招牌，招来了张春桥。不久，他从校对员成为助理编辑。

一九三五年的上海出版界，一片不景气。销路尚可的只有三种：第一是教科书。学生要上学，上学要置教科书。教科书总是有销路的；第二是把古书加以标点，翻印，叫做“标点书”。这类“标点书”销路也不错；第三便是杂志。

张静庐也印起“标点书”来了，从一九三五年九月起，他聘请阿英、施蛰存主编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以每周出版一种的速度，开始印行。

阿英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十日出版的《书报展望》一卷三期上，写了《杂谈翻印古书》一文，不由得发出这样的感叹：

“一九三五年过去了。若果有人间‘这一年出版界主要的现象是什么？’谁也会回答，是‘翻印古书’。把那些价值高昂，以及不经见的旧书重行排印，使穷困的学人能以少数的经济，获得许多在研究上必要的书，未始不是一件有利的事。但使此种事实，成为出版界的主要现象时，则无论如何解释，总是一种反常的行为……”

十八岁的张春桥，不知天高地厚，不问问自己肚子里有多少墨水，居然也去标点古书，想拿点“标点费”。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上海《小晨报》发表了署名“岂以”的文章《张春桥标点珍本记》，可以说是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揭露了张春桥的不学无术。这是一篇迄今鲜为人知的文章，现全文转录于下，以飨读者，从中可以清楚看出当年张春桥在上海滩上胡混的卑劣形象：

是年也：旧书定运，“珍本”出头。

可恨“珍本”之类的东西，古文人忒煞作怪，不标不点，未免要使今人多费一番手脚。在这里，施蛰存、阿英，以至章衣萍等人便做到了一笔好生意。

至于这篇文章的标题上的那位姓张的，也许诸君还不认识。事实上，他也的确不能算做什么“作家”；不过，因为他曾经在《太白》之类的杂志上发表过散文，而又做过一任上海杂志公司的助理编辑，与所谓“作家”们略有交往，便也自命为作家，而且还自视为“前进的作家”了。——在文坛之边上，这种“自得其乐”的人是很多的，对于张春桥，自亦不足怪了。

但，笑话来了！不知怎么一来，这位自命“前进作家”的张春桥也居然标点起旧书来，在上海杂志公司的珍本丛书项下也当了一名标点员；他所担任的工作，是一部《柳亭诗话》和五本《金瓶梅词话》。

于是，张先生用他在《太白》上写速写的方法“速标”起《柳亭诗话》来。可是，说也笑话，他对于中国的诗实在懂得太少了。他只知道诗有五言七言，而不知道还有四言以至长短句。而且，对于诗话的摘选诗句，有时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