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炮打的硝烟还未曾散去。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张春桥、上海市革委会、于会泳和市文教组的S忽然都收到一封检举信，内容相同，都是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寄出的。这一式四份的信，告发了极其重要的线索：炮弹来自上海图书馆！

急如星火。上海市革委会马上派人前往上海图书馆调查，写出了报告。

报告马上送到了张春桥手中。

张春桥微微一笑，提笔在报告的天头上写了一句话：“应查清，但不要扩散。”

多妙，既要“查清”，又不要“扩散”，张春桥滴水不漏，把“攻”与“防”都作了安排。

五月二十二日，王承龙一接到张春桥的手谕，立即写道：“请按春桥同志批示办，抓紧！”

于是一个很不醒目的所在，成了“查清”、“抓紧”的目标。

它坐落在上海徐家汇，离那座在当时被砸去尖顶的天主教堂不过一箭之遥。它犹如陶渊明当年隐居的田庄，“门虽设而常关”。即使是大门旁那扇仅容一人通过的边门，你刚一进去，便立即自动关上。

高高的围墙里，一片草地包围着一幢上了年纪的楼房。早在爱狄密勒著的《上海——冒险家的乐园》一书中，便曾提到它：“耶稣教教会办有一所图书馆，里面藏着好几千卷书，大部分已变成蠹虫的眠食所。没有一个人到那边去看书，也没有一个人去注意那个地方。”

其实，那个地方原本是外国牧师的宿舍。早在李秀成攻入上海时，就曾到徐家汇天主教堂做过弥撒，也曾步入这个牧师宿舍。

后来，那里成了收藏教会图书的“藏经楼”。

罗马教皇为了搜集中国的情报资料，订阅了大量的中国报纸、杂志，也存放在“藏经楼”。慢慢的，随着报纸、杂志逐年增多，那里积聚了旧中国近百年的报刊资料。藏经楼成为藏报楼、藏刊楼，成为一座珍贵的中国现代史料库。

解放后，那里被人民政府所接收，隶属于上海图书馆特藏部，人称“徐家汇藏书楼”。

矗立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上海图书馆，大门口挂着陈毅市长题写的招牌，为广大市民们所熟知。然而，徐家汇藏书楼悄然站立在潜溪九路西侧，除了一块只有一本书的封面那么小的门牌号之外，没有任何招牌。它不对一般读者开放。然而，手持组织介绍信的读者们，从四面八方、全国各地来到这里，步入那扇狭窄的边门。

其实，徐家汇藏书楼所拥有的众多的发黄了的报刊，是一面清澈的历史的镜子。美即美，丑即丑，善即善，恶即恶，一切都保持历史的本来面目，一字不易，一笔不改。公安人员那敏锐的目光扫过镜子，从那些“脱离共产党声明”、“反省宣言”中，查出叛徒的真面目。文学史专家、历史学家也都从中探究历史的真实面貌。

然而，当奉特殊使命的上海市革委会的专员进入这座藏书楼，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那里记载着蓝苹当年的丑闻；

那里记录着狄克当年的劣迹；

那里刊登着《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

那里甚至还有徐景贤之父——徐宗骏的《自首自白》……

除了王洪文大年轻，还不够格之外，那面历史的镜子，如实地映出了江青、张春桥当年的真实形象。

麻子怕镜子。经过初步清查，上海市革委会清档组于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四日，迅即草成《关于查封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的紧急请示报告》。

确实“紧急”。再晚一步，如果让徐家汇藏书楼里的一篇篇文章变为“炮打江青”、“炮打张春桥”的炮弹，后果不堪设想！

五月二十五日，王承龙“紧急”批转报告：“同意。请少庸同志审阅，报春桥同志审核。”

王少庸“紧急”批转：“以同意，并请徐景贤同志阅定。”

徐景贤考虑得更加周全，作了如此“紧急”批示：“同意查封徐家汇藏书楼，同时把电影局、作家协会等单位的三十年代影剧、黄色刊物封存，请春桥批示。”

最后拍板的，是张春桥。他在五月三十一日，“紧急”批示：“同意。”

张春桥为了掩藏狄克，也为了替同党江青、姚文元、徐景贤遮丑，开创了查封一座图书馆的空前纪录！

一九六八年六月六日，由上海市清档组和政宣组组成的特派小组，杀气腾腾进入幽静的徐家汇藏书楼，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查封了旧中国三十年代的全部图书报刊资料。

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