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去了。留在妹妹最后印象中的是混浊的河水里姐姐漂起来的几缕头发。姐姐沉下去的整个过程，妹妹看得清清楚楚，她想去跳下河去救姐姐，她又想大声地喊救命，她还想转身跑去喊大人，可是她像中了魔似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身子一动也不能动，就这样妹妹和岸上一群吓呆了的孩子眼睁睁地看着姐姐沉下去，水面上咕噜咕噜地冒出泡泡，冒了一阵以后，水面就平静了，姐姐好像藏了起来，就像孩子们藏起从家里偷来的钱一样，藏到了水底。不多久姐姐又出来了，她是浮起来的，那时候，姐姐已经死了。

后来姐姐被大人打捞起来，她手里攥着绒线团，本来就绕得松松的绒线团，被水一泡，就彻底地松散开来了，里边露出一张折叠得很小很小的纸头，差不多只有大人的指甲那么大，因为被绒线绕着，绒线湿了，纸头却没有湿。妹妹慢慢地将这张纸头展开来，竟是一张纸币。只是这张纸币肯定不是妈妈一直在追查的那张绿色的两元钱，因为那张绿色的两元的钱是我偷的，而且早就被我藏起来了。你们已经知道了，我是这个家里的老二，我就是“妹妹”。

那一天妈妈疯了，她没有参加劳动，也没有去开会，而是一直躲在五七干校的床上，她放下蚊帐，两只手紧紧地揪住帐子的门缝，不断地说，我是日本特务，我是日本特务，我是日本特务。妈妈的同事说，冯同志，你出来吧，没有人说你是日本特务。但是妈妈始终没有出来。

姐姐的死讯正走在去往五七干校的路上。

后记

妈妈的疯其实是有预兆的，只是那时候我们还小，看不出来，婆婆也许是有感觉的，可是婆婆被便秘折磨得痛苦不堪，生不如死，许多事情就被忽略了。

妈妈从来都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妈妈，她看我们的目光从来都是那么的慈祥温和。可是那一段日子，妈妈把我们当成了她的敌人，她用尖刻的、警觉的、甚至仇恨的眼光盯着我们，使我们不寒而栗。她不折不挠地和我们作斗争，尤其是和姐姐斗智斗勇，她还其乐无穷，这肯定就是妈妈疯的预兆。但是妈妈真正的预兆还不在这里，其实那天晚上，抽屉里丢失的不止是一张绿色的两元的钱，还丢了一张黄色的五元钱和一张红色的一元钱。也不用猜了，五元的钱是姐姐偷的，一元的钱是小妹妹偷的，我们连偷钱也都按照年龄的大小顺下来，真是人有多大胆有多大。

姐姐的五元钱早在妈妈搜查的日子里就已经花掉了，但她仍然没有独自一人花这笔钱，她已经不敢带上妹妹小妹妹或者带上其他任何一个小孩，她带上了院子里那位孤老奶奶，她陪着孤老奶奶上公园，下馆子，给孤老奶奶买了一顶绒线帽子。老奶奶后来说，可怜的姐姐，她自己就吃了一包龙虾片。姐姐其实最喜欢吃雪糕，但是妈妈关照过她，月经来的时候，不能吃凉的。

那一阵我在专心地做一件事情，把我收集的许多烟壳纸，一张一张地粘到一本书上，不言而喻，我是为了藏我偷的那两元钱。我的行动引起了姐姐的怀疑，她问我，你为什么要把烟壳纸粘到书上，我说，怕人家偷，粘上去人家就偷不掉了。姐姐比我看得远，她说，要是想偷，干脆连一本书都偷掉。我把两元钱粘在其中的一张烟壳纸下面，我相信谁也不会发现这个秘密。可是后来我始终没有找到它，我把粘到书上的烟壳纸，一张一张地揭下来，最终也没有看到它。我知道，是姐姐拿走了。

姐姐已经去世好多年了，这件事情是死无对证的，请姐姐原谅我，但我知道是你拿的。小妹妹虽然会把一块钱绕在绒线团里，但她不会偷我的钱，她很怕我。一直到现在，她已经很著名了，看见我还是有点畏畏缩缩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和我当检察官没有关系，她从小就是这样，这是与生俱来的。虽然我比她大三岁，姐姐比她大六岁，但她不怕姐姐却怕我。小妹妹后来进了演艺圈，她演了很多角色，成为实力派演员，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演什么像什么。一转眼她也四十出头了，她说，剩下来的时间，我要找一个制片人，请他做一个片子《我的妈妈》，我演妈妈。四十岁的小妹妹，和四十岁的妈妈，简直就是同一个人。我的外甥女今年十四岁，和我十四岁的姐姐一样大。

妈妈后来写了《干校日记》，看了妈妈的日记，我才知道，那时候妈妈为什么忽然对钱抠得那么紧，妈妈写道：“我那时候，一心想买一条羊绒披巾送给工宣队长的太太，这条披巾要花去我整整两个月的工资，我决心从全家人的嘴里抠出来，我对孩子很苛刻，我老是怀疑她们偷我的钱，老是翻她们的皮夹子，我甚至对自己的母亲也很苛刻，她买两个开塞露我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