蜇，其中的一个壮汉穿了儿童才穿的红花衣服，那衣服小得可怜，衣襟只达到肚脐那儿。当他们放下海蜇歇息时，我就走了过去。我问那个汉子：岛上原来的居民哪去了？知不知道有个叫“大婶”的女人？他嘻嘻笑了：“谁不知道‘大婶’？俺原来的头儿。”“她哪去了？”他瞥瞥旁边的人，好像有点害怕：“到天边去哩，俺嫌路远，没跟上。”

他告诉，和他一块儿留下的打工者还有十几个，大多数人都跑了，跟上“大婶”跑了。

我明白了，这个最早由“大婶”他们开拓出来的一块土地，如今已经易手了。这里出现了百年不遇的海蜇旺季，贪财如命的当地人就如狼似虎地扑上了岛子。“大婶”一帮本来就是一些在大地上飞来飞去的人，没有故园……我回想着当年的沙堡岛，还记得起“大婶”他们在蒲苇间割出的一道道规整的通路、一个个菜畦、用蒲苇做成栅栏的院落。那些土屋和草棚显得既安静又整齐，是一种安谧的、有条不紊的生活……

一个脸上有着红斑的、特别高大的人抬起碗口粗的胳膊挥动着，不断地斥骂着那些抬海蜇的人。他显然是个首领。骂了一会儿，又咋呼着向海岸驾船的那些人走去。他一个人在海岸上来来往往，所有的人都不敢正眼看他。有一个人在这吆喝声里抖了一下，结果手指被割破了，鲜血立刻染红了海蜇……

入夜了，一个角落里响起了引擎声。原来这里靠自己发电，工人们要连夜赶制海蜇皮。通向海岸的那条沙路和海岸，到处都扯上了大功率的灯泡，整个沙堡岛竟然亮如白昼。这片吵吵嚷嚷的声浪伴着潮涌，一直到了午夜两点还没有停歇。有个工人说：这是百年不遇的大丰收，他们一天捕获的海蜇可以卖两万元，昨天一天的收入已达到两万五千元。他说从老辈起没遇到这样的现象：“怪哩，都说怪哩，海蜇都涌到这个地方来了……”

我也觉得奇怪。因为往年在夏末秋初收获海蜇的季节，人们一个夏天里最多也只能捕获几十只。沙堡岛这个地方是盛产海蜇的地方，可是像眼前这种盛况真是百年不遇。这一定是因为海流变暖，或者地磁变化等等难以预料的自然现象造成的，未必就是一个吉兆。我听老人们讲过，有一年海边上突然收获了大量的青鱼：那些青鱼越涌越多，到后来简直用不着使网去捞，把竹篓伸进海里盛就行了。它们像米饭一样浓稠，一条挤一条地浮起一层。那种情况差不多持续了一个星期——青鱼多得成灾，海滩上到处是臭烘烘的青鱼，人们的食物全是青鱼，田里的肥料也是青鱼。吃不了的青鱼晒鱼干、腌渍起来，能想的办法都想过了……转过年来，平原上发生了罕见的大风暴和水灾，第三年上又发生了早灾，饿死的人数也数不清，就像当年堆起的青鱼……

眼下能否算得一场灾难的征兆，我不知道，但它实在是太反常了。那些海蜇简直是没头没脑地来送死，到后来小船干脆就不往大海深处去了，因为它们像一个个巨伞一样在水中漂游，一只接一只地往岸上汇集，工人们只需用一柄抓钩把它们拖上海岸——后面还是源源不断，源源不断……

三

每天人们都忙到午夜两点，海蜇还在不断地往上涌。天还没有亮，那个脸上长红斑的海上把头就在喊：“你他妈的还睡，你他妈的不到海边上去看看！”

大家搓着眼睛，没头没脑地往海上跑。到了海边一看，先登岸的海蜇被后来的海蜇给压在了下边，海浪继续噗噗地往上推涌着死海蜇，还不断有活着的海蜇卷上来。这种一心赴死的海上生物堆积了足有一米高，再后来大量蜂拥而上的海蜇简直引不起工人们的一点欲望，大家再也没有了兴趣和好心情了。它带来的是双倍的疲劳，他们已经没有一点力气了。这里的海蜇给人带来了恐惧，也带来了灾难。他们开始仇视它们。

脸上有红斑的那个家伙把工钱给他们增加了一倍。可是他们还是支持不住，白天拿刀的手老要打抖，受伤的越来越多。那些用一面大扣眼网到海里兜海蜇的机帆船锚在岸上，用绞轮往上绞网。结果有人在绞轮上给截掉了胳膊。那惨不忍睹的情景啊，让人谈虎色变——那个人的喊声震天响，他用力地挣掉了连接断臂的一块皮肉，跳着喊着，一头扎到了海水里……

从“大婶”时代留下来的那几个流浪汉，住处离这片新搭起的简易工棚很远。原来他们不习惯住在这样的地方，仍然待在用蒲草搭成的那种茅屋中。他们在那里尽可能地保持了原来的习俗。我找到他们时，他们有点害怕——过去所表现出的那种野性和悠然自得的样子全然不见。但我确信他们是留下来的土著。我问他们在这个岛上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