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还记得“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社会活动吗？长城是我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人类文明的瑰宝，《北京日报》先造舆论，又发起募捐，海内外炎黄子孙热烈响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项保护历史文物的工程得道多助，干得有声有色，成绩斐然。于是创造了一条好经验：大家的事情大家办。

报社的记者本着为北京市民办实事、造舆论的精神，两年前又抽出专人进行社会公益方面的调查，提出了“公共厕所亟须进行一场革命”，11家单位联合筹办“文明工程基金会”，第一项活动就是改造公共厕所，并且发起和组织“北京城市公厕设计大赛”，动手兴建38座现代化的公厕试点。公共厕所，远不如万里长城那样伟大，那么具有号召力，然而这个不登“大雅之堂”的问题，现代化城市发展中的文明“死角”，一旦被揭开，便在国内外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和热烈议论。大家认为这是进入小康社会的实证，外国学者通过这件“小事”，也看到了“北京迈向现代化文明城市的步伐”。您想过吗？“厕所革命”，原来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人类进入环境文明新时代的标志！

前人把生活内容概括为“衣食住行”。今天有人提出再加一个字，“衣食住行厕”，您听着有点儿别扭吧？我赞成加个字，“衣食住行卫”，卫就是卫生，就是环卫，中有创造优美的环境，才谈得上生活质量，衣食住行才能脱离低级的原始状态。厕所文化，正在冲击着我们的传统观念，乃至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是谁都不屑于谈论的话题，却是谁也无法回避的问题。“如厕难，难于上青天！”华夏中州的情形果真如此吗？

15年前北京街头还存在到处排大队的景象：吃饭难，理发难，乘车难，住店难，缝衣难，买菜难……为了凭本购买冬贮大白菜，我和妻子都得请事假，全家出动，昼夜轮班排大队。著名导演陶金从广州来北京送审影片，先住澡堂子，天不亮就被请出去，又在电影局的办公桌上睡了几夜。理发得拿号。上饭馆得站在用餐者的背后等座位，抢椅子。出差去趟深圳，受朋友之托，要从沙头角买回来几把折叠伞……往事悠悠，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经济发展，生活中这些老大难问题迅速得到解决，惟独如厕难，还长期困扰着几百万市民和高高兴兴来到北京的中外客人。

排队上厕所的窘况比排别的队更难堪。尤其是早晨，住老式平房的上班族时间有限，大杂院里的茅坑根本没指望，便纷纷聚到公共厕所门口排队——这还是文明的，更寒碜的景象是厕所里边，没有隔断，更没有隔间小门，一切没遮拦，内急者脸对脸地站在蹲坑人面前，一个刚提裤子另一个就上岗，惟恐被别人抢占坑位。上海有所谓的人精，专门在这“排泄高峰时间”作怪，不拉屎也占茅坑，给他几块“占位小费”才把坑位让给您。

上海除了导游、导购之外，还出现了“导厕”，当然是有偿服务啦，以及出版发行140页的《上海市区公厕指南》，被誉为“无可奈何的畅销书”。大上海有这样的打油诗：繁华闹市乱纷纷/行人内急心如焚/借问公厕何处有/百万马桶锁家门（上海弄堂的老式民居，没有厕所，仍然大量使用马桶）。纽约也有《公厕和洗手间指南》小册子出售（我在上海和纽约的大街上，亲眼见过面对墙角解决问题的）。也许咱北京人还没想到这条生财之道。不过，数以百万计的流动人口，在北京的大街上要找个方便之所也很难。譬如繁华的西单北大街，购物者摩肩接踵，一公里半的路段上却只有一座公厕，您若急不可耐，哪儿去找它？就算找到了，也没有空位“虚席以待”呀。热心记者在此处作过统计，平均10秒钟就进出一人，可见这座公厕利用率之高，以及“供求关系”之紧张。

《光明日报》有篇文章说“如厕难于上青天”。太夸张了吗？我看，公厕数量少，历史上的布局又不合理，跟不上改革开放的形势发展和外来人口激增的需要，是造成如厕难的原因之一。目前北京市区有5万7千多个公厕，其中，各单位的内部厕所约5万个，基本上不对外开放；旅游景点兴建1千多个公厕，被称为“旅游公厕”，“涉外公厕”，因为外宾对我们的厕所意见太尖锐，不抓紧解决就会影响旅游外汇的增收；属于环卫局管理的老式公厕6800座，70%在小胡同里，被称为“街坊厕所”，外地客人很难找到；繁华地区、主要街道仅有200多座，这才是“真正的”公共厕所，供200万流动人口使用，可谓万人一厕。建设部明文规定：城市居民2500—3000人应有一座公厕，干道500—700米应有一座公厕。《北京市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