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他驾机扫射的时候很凶残，现在像条夹尾巴狗，跟定了志愿军，寸步不离。女兵在议论，“他胳膊不酸哪？”戏剧队长知道我是南开的高中生，让我用英语告诉他：投降之后就不必老举着胳膊了。

我翻译了。这小子听见英语，就像遇到了上帝，高兴得热泪盈眶，立刻坦白交待，他叫布朗，加利福尼亚种葡萄的农夫，参加韩战是为了挣钱。他哥哥曾经参加陈纳德的飞虎航空队，6年前在中国献身于反法西斯战争。

我把布朗的自白翻译给队长、团长听。团长笑了，说这小子早就准备好了一套说词儿，懂政治，就说自己是农夫，还扯上了陈纳德的飞虎队。让我告诉他：中国人民志愿军宽待战俘，不必害怕，到了宿营地，就送他去战俘营。

这是一次偶然的机遇。不久，当战俘营借调懂英语的学生兵时，文工团便派我去那里暂时帮助工作。

二、热闹的战俘营

1985年我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重访朝鲜时，才大体上确认了这个地方：平壤北面，清川江东岸，著名风景区妙香山一带，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设立了一座看管多国战俘的营地。这里有茂密的马尾松和落叶松林，相当隐蔽，取水方便，三面环山，我们就叫它三山战俘营。

现在会英语的人多了。解放初期，部队里会英语的学生兵很少。因此，比我参军早几年的天津南开大学的白帆校长，指名点姓要我来帮助工作。我只是个高中生，但他知道，我是教会小学毕业的，在中学英语就拔尖儿，而南开中学的英语老师是美国人，严格说来教的是美语，正好用来管理美国战俘。

我搭乘联络部（在国内时叫敌工部）的小嘎斯卡车去三山战俘营报到。路径平壤，如果没有牡丹峰和大同江边还保存着的中国式古建筑大同门，那就认不出这里是共和国的首都平壤了，它与许多城镇一样，被美国飞机炸成了一片瓦砾。

三山战俘营则不同，它不受空袭。最初，也就是1950年底吧，中国人民志愿军连续发起五次战役，把气势汹汹的“十六国联军”从鸭绿江边赶回到汉江南岸；而第五次战役的后半段，由于我军远离国境，没有制空、制海能力，后勤供应不上，又暴露在汉江平原，对付不了美军的坦克部队，紧急后撤时吃了大亏，撤到山区，挖掘坑道，凭山据守，才大体上在“三八线”南北形成了犬牙交错的对峙局面。这时，在我国军事史上出现了两个崭新的事件。其一，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的“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迫使大清国订立不平等条约，使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整整50年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跨江作战，将“十六国联军”打败在国门之外，真让中国人扬眉吐气啊！其二，我军俘获了成千上万洋战俘，怎样管理这些形形色色的多国战俘，也是个新课题。首先是选择若干个集中地，就叫战俘营吧。这件事，“联合国军”侵朝司令麦克阿瑟及其后任范弗里特、李奇微、克拉克之流心知肚明，他们失踪的几万军人哪里去了？包括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消灭了番号”的英国皇家重坦克营、哥伦比亚营、希腊营、土耳其旅、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的官兵，除了被打死的之外，都到哪里去了？因此，美国飞机是不轰炸这些战俘营的。这在没有外交途径的战争条件下，是双方达成的一种默契。我们的三山战俘营没有高射炮、高射机枪，挂着国际红十字会的旗帜，是个对空不设防的营地。美军的“红脑壳”侦察机和擅长钻山沟的“野马”战斗机也常来“光顾”，只拍照片不扫射。

最初的三山战俘营，是在三条大山沟里搭了许多军用帐篷，四周没有铁丝网，只在路口设了几段木桩篱笆，以区分管理处、后勤处、卫生所、战俘居住区和活动区。有警卫连负责哨位警戒和巡逻。我们并不担心战俘逃跑，他们也不敢逃跑，如果落到了朝鲜“民青”（如同共青团）姑娘们手里，那可比志愿军战士可怕一百倍。我们的哨兵和巡逻兵，主要任务是防止外界人员进入营区，说白了，是保护战俘的，以及制止战俘互相打架，譬如白人军官打黑人士兵，经过教育之后，黑人知道了志愿军反对种族歧视，反过手来又打白人。

我来到这座关押着两千多名洋战俘的三山战俘营，先到管理处的翻译组报到。组长就是白帆同志，但他是团级干部，又是战俘营的领导成员，不跟翻译们住在一起。三山战俘营是团级建制，白帆是团党委委员。翻译组只有十几个人，清一色的学生兵，只会英语，水平比较高一点，勉强可以称作翻译的，是清华大学没毕业就参军的老徐，25岁，1948年在“南下工作团”入党的老同志，比我的军龄“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