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法，经国是站不住的，台湾的王哲甫没有理由去为上海的吴性栽负任何行为上的法律责任。而且吴说；

“王虽到香港和吴见过两次面，不过，在时间上是在影片完成之前。据王的供词，仅说是业务报告，和吴在上海的行为，并没有任何牵连。因此，我认为这种随便入人于罪的办法不足以服众。我命令彭孟缉立即释放，彭要我下手令，我下了一个条子。”

吴的手令，等于废纸，彭并未遵守。吴说：

“当天下午五点，彭要见我，而且和经国一道来的。当时小蒋的职务是总政治部主任。我这才知道，经国以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的名义，控制着台湾的特务系统，经国说，王有罪，不能释放，我坚持于法无据，场面极为尴尬。最后我问彭：‘究竟你做主席兼保安司令，还是我呢？”[8]

处于彭的立场，可以对吴违命，吴莫奈他何！和经国站到一边，不愁将来之升官发财，果然，这位吴眼中“樟头鼠目”的彭副司令，因功而上将衔副参谋总长、代参谋总长、参谋总长，近乎火箭的速度，在台红极一时。

这是吴、蒋当面顶碰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以当时的情况，除吴以外，不作第二人想，可见吴的气焰，并不下于经国。

当天傍晚，吴下班不久，主席官邸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即总统贴身秘书周宏涛，奉令转达，抓王是蒋先生的意思。显然，打出父亲这张牌，目的在缓和经国和吴的关系，挽回经国的颜面。吴告诉周，大家都为蒋先生做事，上级命令，无违抗余地。但王案牵涉到一个是非之争，是非是原则问题。此刻台湾既风雷震dàng，敌人伺机而动，政府标榜民主法治，焉能言行不一。周打圆场：“假使省府怕背黑锅，可改由国防部军法处处理。”吴尽可顺水推舟，息争了事。然而，吴仍未见好就收，坚持己见，写就私函一封，托周转呈，图作最后努力。

当晚，周再度访吴。周说：“先生（官邸称蒋为‘先生’）看你的面子，由死刑改判七年徒刑。”[9]

吴未获全胜，亦未全败。以蒋先生的性格，对这样一位傲慢的部下，已足够容忍，但是和经国的嫌隙，亦未因此平息，且进一步扩大，恐怕，太子也有几分“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歇斯底里。

再次事件，发生在台湾第二次县市长选举前夕。经国下令全省特务以户口检查之名，一夕间，逮捕三百九十八人，而其中仅十九名，有过轻微违警记录，其余全属无辜。经吴出面gān预，迅速获释。但大逮捕之后有小逮捕。吴回忆说：

“有一天，基隆市长谢贯一向我报告，有两位市议员，午夜失踪。接报后，我向彭孟缉查询，彭先说不知道，后来推到保安司令部的X处长身上，那处长又说不知详情，案子是调查局办的，于是我下令要他在三小时内开释。开释后，我要谢市长把两位台籍议员带来看我，出于我意料之外的，两位议员表示，人既恢复自由，倒过来要求我不必追求真相，原因是怕特务报复。后来说出真相，其故在未遵党部指示，投国民党提名的议长一票，遂遭惩罚。”

吴要彭把两位违法乱纪的处长撤职，彭表面敷衍，并未遵办。吴追问原因，“彭拿出蒋先生的手令，那么，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吴不得已，于一九五二年二月，向蒋先生进言：“如钧座厚爱经国兄，则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盖无论其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1o]蒋低头不语，装出很为难的表情，向吴斥责；“别说下去啦！’“

蒋先生按既定方针办事，吴的诤言，自难入耳，“此后钧座对于经国兄更加信任，不独任其控制特务及军队，且使之操纵党部并主持青年团。”[11]这个结，还是由吴自己解开。

一九五三年一月，共和党上台，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吴意识到，是他急流勇退的时候了。

三月初，借口健康欠佳，呈请辞职。蒋故作姿态，批示慰留，给假一月。[12]但吴去意已坚，“三度请辞”，行政院第二百八十六次院会，终于官样文章地“应予照准”，并通过上级jiāo议，任命俞鸿钧为新的台省主席。

吴历任中枢要职，必有为蒋先生赏识的才gān，否则，蒋不会如是纵容，吴也不会那么傲慢。下面摘引两个关于吴才具的侧案：

“平心而论，吴国桢并不是一个庸才，他确有一套看家本领。他的漂亮的仪态，流利的演说，讲得一口很好的外国语，十足一股洋派神气，以及按时到办公室（上海人叫‘上写字间’），见了什么人都飨以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