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谁而战”以及“为何而战”的主题，大多数的国军官兵，的确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兵员来自农村，毫无疑问，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士兵是文盲，他们参加军队的原因，如非qiáng迫征召，即是受生活贫困所驱使。和他们大谈空dòng的三民主义，“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至于“为谁而战”？是为国民党？为领袖？“领袖”和一个普通大兵又有什么直接间接的关系呢？

中共不然，他们井不讲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道理，

只是qiáng调“农民翻身”、“土地改革”、“阶级斗争”。战争的目的，深入浅出，所以，三年内战，国军弃甲曳兵，一败涂地。

蒋先生要经国去改变这种思想战的劣势，曲高和寡，本来就是个吃力不讨好的难题，但新制（政工）实施后，对军队的福利、纪律，以及战斗力的改善，有显著贡献，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

依照组织法，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有五项，[16]加以简化，则为政治和监察两种。前者“调查官兵思想行为”，后者“监察官兵思想，检举动摇分子”。平素没有战争，它最大的作用是“减少兵变风险”。

夏宗汉先生将此制度，比喻为唐代的监军制。肇始于武后光宅之年，分御史台为左右二台，各负有“监军旅之责”。讨徐敬业之役，殿中侍御史魏元忠监其军，到肃宗时代，普遍流行，但皆为宦官。

但是，监军制度是有缺点的，夏说：

“由工商管理学的观点去看，政工监军制度的弊病在为了减少兵变风险，而分散指挥官事权，因此减低了效率。如果行之过甚，一则军队虽然忠字当头，没有兵变的危险，却也使指挥系统的效率降低，有碍克敌致胜。指挥官作业之最终目的在求胜，目标是战场上的敌人；政工监军之目的在肃反，其目标为军中内部的不稳分子。为了求胜，优秀的军事人才比较重要；为了肃反，政治热情分子比较受重视。而在专与红之间，两者往往难以兼顾。为了求胜，要统一力量，各级指挥如臂之于手，手之于指，随心如意；为了肃反，防止兵变，要集中意志，使带兵官无法独断或成独行群结党。”[17]

政工制度，虽由苏联红军的政委制衍变而来，却“性相近而习相远”，和中共比较，更差之远甚。解放军以党领军，党指挥军．政委是党代表。国军政工，只是亲院长的政治幕僚长，然而又自成系统，政工是一种专业，设立学校，专职培养，一九五O年九月，下令王升（政治部第一组副组长）草拟建校计划。[18]第二年二月，成立建校委员会，选定台北近郊北投的竞马场为政工gān校的校址，并手次年十一月招收新生。

从政工gān部学校组织体系去看，和重庆时的的中央gān校，如一对孪生兄弟，跑马场改为复兴岗，和原来的复兴关，也只是一字之差。说得更远一点，两个gān校，都脱不了莫斯科孙逸仙“大学”的幽灵。

gān校的训导方针，开宗明义，“以培养笃信三民主义，服从最高领袖，忠党爱国，坚决反共抗俄之健全政治工作gān部，使能参与陆海空军各级部队……共同完成国民革命第三任务之使命为教育宗旨。”[19]

在这个教学宗旨的基础上建校，求学当然其次，教育部亦不承认其为合法的大学机构。经国早胸有成竹，gān校学生是他的子弟兵，一旦时机成熟，卸下军服，进军党政各界，即是他掌权的班底。

胡伟克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只做了半年的短命校长，乃由王永树接替。王升（先是教育长，后升校长）的造神运动，依次是“伟大领袖”、“青年导师”蒋主任。复兴岗俨然是经国的huáng埔。一九七五年，蒋先生去世，经国接班，太子门生，如水银泻地，除财经界尚是一片gān净土外，情治系统、文化娱乐以及党政新闻界，无不盘据侵吞。

民国宪法第一百三十八条明文规定：“全国海陆空军，须超出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以外，效忠国家，爱护人民。”因此，国民党在军中设立党部，从事党务活动是非法的，和行宪后提出“还军于国”的理想，大相径庭。国军成为一支不折不扣的党军，更具体的说，国军其名，蒋军其实。

董显光说，经国原“不愿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一职，“因深知其父令出惟行，只得勉为接受。”[20]董先生自命为虔诚基督教徒，如此大胆说谎，真不知道他如何向上帝忏悔，董的潜在用心，恐怕还是为了下面一段：“在外人方面，颇有误会政治部之动机者。但如能彻底了解其作用，则误会当可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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